关汉卿和汤显祖均是中国戏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以“实”入戏，真切记录了元代社会的现状，是标志元杂剧走向成熟的领军人物，而汤显祖擅长以“情”入戏，真挚表达了封建社会对自由爱情的追逐，是明代剧坛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创造了明代戏剧的高峰。由此可见，两人作为不同时代的不同戏作家，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学地位，若二人一比高下，本文则认为关汉卿的地位显然比汤显祖更胜一筹，下面对比二人的创作旨趣、创作内容、创作艺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汉卿一生无官阶背景，常在民间游历，其艺术源于社会生活，创作主题有喜有悲，创作手法以“俗”入理，贴近下层百姓，敢于为百姓的不平呐喊、为民生的苦难讽刺，打造了良好的口碑。。而汤显祖历经官场15年，看透了官场黑暗无情，所以在他的作品多是畅快恣意的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
明代的汤显祖少年成名，14岁补为诸生，21岁中举人，之后开始印行书籍，小有名气的他却屡次进士科举失败，直到他33岁才入朝为官，为官十年后汤显祖就开始抨击朝中大臣，言辞激烈的他因冒犯了皇帝遭贬，颠簸七年之后，汤显祖便在万历二年（1598）毅然辞官归隐，百感交集中，写出“临川四梦”，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这四部剧作中，深切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肯定了“人生有情”的理念，强调了封建社会的人文关怀，如《紫钗记》中，汤显祖以“底层歌姬与权贵人士相恋”为社会背景，展现了小人物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依然会会有真情存在，霍小玉出身卑微，当她与富贵公子李益一见钟情时，便甘心为李益的妾室，后来由于太尉为李益安排了正妻，从而导致二人的恋情走向终结。汤显祖在作品中既赞美了人间真情的美好，也批判了那些破坏真情的丑恶行径，可谓一语双关，立意颇深。
汤显祖和关汉卿谁在中国戏曲史的地位更高？
而关汉卿生于金朝后期，元代建立时，他已经近50岁，此时的他已经活跃在元杂剧的创作圈中，有时也以演员的身份乔装打扮上台表演，年过半百的关汉卿早就经历过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的仕途无门，乐观旷达的关汉卿便放下士子的清高，开始走向民间，流连市井，用文学笔法反映民生疾苦、社会困境，并且提出治理方案。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评价关汉卿为：
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而在关汉卿的戏曲中，也多能够表现出他强烈的社会意识。如《救风尘》中关汉卿以“官二代周舍玩弄青楼妓女宋引章，花言巧语骗婚，婚后又对宋引章家庭暴力的丑恶嘴脸”为故事主题，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受尽男性蹂躏的社会惨状，关汉卿用悲剧情节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但他却对这一黑暗提出解决方案，关汉卿刻画了宋引章的好姐妹赵盼儿，赵盼儿在姐妹危难之际，开始假意“勾引”周舍，“谗言”他休掉宋引章，与周舍多次周旋后，赵盼儿既救出了姐妹，又及时脱身，展现了民间女性的聪明智慧、反抗意识。
由此可看，关汉卿的戏曲创作来源于社会实践，他善于发现社会问题并解决问题，而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来源于政治理想破灭后，开始以“情”感化民间，试图寄托自己的理想。在民间口碑上，汤显祖不及关汉卿。
同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两位大亨，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被家家传唱，更是被许多人拿来替自己伸冤，可见其内容比较接地气，凸显了关汉卿的创作风格更加真切自然、人物塑造更加鲜活明确。而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采用奇幻结合，以一场生死交织的梦幻爱情，表达了对封建社会束缚的解脱，在后世影响中，最著名的是《红楼梦》中，借助《西厢记》和《牡丹亭》的爱情故事加深了宝黛之间的爱情融合、爱情悲剧。
汤显祖的《牡丹亭》描述了一位书生柳梦梅和官宦之家的千金杜丽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记录了两人一见钟情后，携手突破封建束缚无果，便病死在爱情的寻觅中，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开始与阎王对抗，历经险阻，为情复生，两人在简陋的环境下结为夫妻，后来又面对家庭的阻挠，上诉皇帝，在皇帝面前倾诉衷情，皇帝为之感动，亲自主婚，表达对这种生死之恋的礼赞。这种奇幻的浪漫爱情，展现了汤显祖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但却很难引发底层百姓的共鸣，只能在青年男女中广为流传，所以清代的《红楼梦》借用《牡丹亭》一书来表达宝黛爱情的艰难，二人均想冲破阻碍，却以失败告终的悲惨故事。
而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冤》中的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更具有震撼力，窦娥出生于书香之家，却因家境贫寒，被父亲抵债出卖，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17岁时的窦娥婚后不久又经历了丧夫之痛，身为寡妇的窦娥与婆婆相依为命，依然以放债收取高额利息为生，后遭人陷害被张驴儿父子救出，本想着恩人张驴儿父子是好人，却没想到这对父子想霸占蔡氏婆媳，蔡氏软弱逆来顺受，可窦娥坚贞执意不肯，导致张驴儿心生诡计，下毒陷害蔡氏逼迫窦娥，却没想到张驴儿的父亲误喝毒药，倒地身亡，张驴儿见此状，便栽赃给窦娥，对簿公堂时，法官胡乱判案，错杀窦娥，酿造千古冤案。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法律不完善、法治缺失导致官员腐败、徇私，许多冤假错案屡见不鲜。关汉卿针对这一社会现状，反映了官场黑暗、百姓蒙冤受苦，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清人王国维评价关汉卿的戏曲时说：
“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在他的戏曲中，万千底层百姓仿佛从演员身上看到了自己，每一位观众都像是剧情中的主人公，经历着民间的苦难，正是这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戏曲环境，酿造了关汉卿独一无二的地位。
汤显祖在戏曲创作时一直秉承着“至情”的理念，他认为“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且伴随着生命的历程不断地演化，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评价戏剧表演时说：
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
汤显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戏剧活动让观众从冷漠无情的状态中调整过来，开始对世间万物发生情感，人们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下，随着戏剧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多是从儿女情长的角度来衬托政治势力的黑暗，表达一种反抗意识，寄寓作者的政治期望，相对于关汉卿而言，这种艺术题材是较为狭隘的。
而元代的关汉卿创作手法有悲有喜，创作题材不限于儿女情长，也有历史剧《单刀会》《西蜀梦》来展现三国时期的战乱纷繁，呼唤英豪来解救民生于水火之中；喜剧《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等反映了众多女性在颠沛流离的环境里，生死难保的境况下，如何反抗男性的压迫，彰显关汉卿对社会中女性的关怀与思考；悲剧《蝴蝶梦》《鲁斋郎》《五侯宴》等通过对民间劣性的乡绅压迫民间百姓，做出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毒害，揭示了黑暗势力的罪行，彰显了关汉卿捍卫人间正义的壮烈情怀。元代诗人杨维祯评价为：
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
在这段评价中，体现了关汉卿在剧本写作、戏剧表演时引人入胜的创作张力，他常常将君王、夫妇间的故事，转化为戏剧，表演给人们看，让很多人警醒。
关汉卿借助元杂剧的艺术样式，扩大了戏剧的内容题材，深刻揭露了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描述了受迫害者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这是汤显祖的作品望尘莫及的创作艺术，更不及关汉卿作品中深深氤氲的对卑贱者敢于反抗、见义勇为的礼赞。
生于元代的关汉卿，饱受蒙古统治的压迫，举仕无门的他流落于民间，用杂剧表演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底层的生活气息和思想情态。关汉卿善于从民间俗事中发现艺术素材，真切揭露民间百姓疾苦、社会黑暗，而汤显祖仅仅是从“情”出发，来展现封建社会对自由的禁锢，在创作旨趣方面，关汉卿更接近广大百姓需求；在创作内容上，以二人的代表作为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仅仅展现了官宦人家爱情的束缚，曲折故事情节之后，给予了打破束缚的圆满结局，而关汉卿的《窦娥冤》家喻户晓，它以民间人物为对象，用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再现了社会法治缺失，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的矛盾；此外，关汉卿的艺术题材不局限于悲剧、戏剧，还有历史剧来呼吁、反抗；而汤显祖的艺术题材仅限于青年男女的爱恋，尚未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题材。所以，汤显祖在中国戏曲史的地位远不及关汉卿“人尽皆知”的口碑来的崇高。
汤显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