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戏曲界同时出现了汤显祖和沈璟两位大家。他们之间，在戏曲创作及其有关理论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甚至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
《牡丹亭》的音律问题直接引发了明代戏剧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由于忽视对该剧音律的探讨，导致人们对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合理的解释。汤显祖在《牡丹亭》的用韵、格律、宫调等方面，既有合理的运用规则，也有随意的破坏成例。“汤沈之争”暴露了明清戏曲家对戏曲音律认识的不足。
汤显祖和沈璟代表明代戏剧舞台上的两大流派，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两派有分歧和争议，也有交流和融合，当时和后来主张“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汤词沈律”、“合之双美”者大有人在。
特别是在创作实践中，不少传奇作家既重文词，又讲格律，写出不少“案头场上，交称便利”(吴梅《顾曲麈谈》)的佳作，如吴炳的《西园记》(《粲花五种》之一)、孟称舜的《娇红记》等。明末清初的李玉及清初的洪昇和孔尚任都可以说是“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将两者相互结合的典范。
汤显祖与沈璟：在戏曲创作上临川派与吴江派的论争
曲学界对这场论争产生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吴新雷等人的“两点”说，即汤显祖批判了沈璟的声律论和沈璟改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从而引起了两派的论争。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一点”说，即论争是由《牡丹亭》所引起。如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就曾明言“问题是围绕着《牡丹亭》的改编而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陈万鼐《元明清剧曲史》也持这种观点。日本学人岩城秀夫《曲意与曲律》(《曲苑》第2辑)指出沈璟“按昆曲改订”该剧的字句，是使他们的对立尖锐化的“直接原因”。
在这场论争中谁是进攻者，谁是反攻者，学术界看法不一。
汤显祖与沈璟：在戏曲创作上临川派与吴江派的论争
“两点”论者多主张汤是进攻者，如吴新雷认为汤的《答吕姜山》、《答孙俟居》两封信“揭开了”论战的序幕，信中“彻底否定”了沈的声律论，沈璟便在《词隐先生论曲》中“针锋相对的反攻”。
“一点”论者多主张沈是进攻者，如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说：对《牡丹亭》声律缺点“责难”最为“激烈”的就是沈璟等吴江派，汤氏对此不满，提出了“反批评”。
对汤沈分歧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子。一是结合各人的戏曲创作，从思想倾向和艺术理论两个方面论述汤沈之间的创作和理论分歧，出发点在扬汤抑沈。
如赵景深《临川派与吴江派戏曲理论的斗争》(《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指出汤沈“争论”表现在三方面：在语言上汤的作品“富于文采”，沈则主张本色;在声律上汤主张以内容、风格和精神“为主”，音节应该“自然”，沈则主张“按照刻板的曲律”来写戏曲唱词;在对“封建道德”的态度上，沈作是“宣扬”，汤作是“叛逆”。
汤显祖与沈璟：在戏曲创作上临川派与吴江派的论争
邵曾褀认为汤沈的对立“在剧本创作上”表现为汤作是代表“新兴力量对旧思想旧制度的冲击”，沈作则明显提出“对封建道德的维护”;“在文艺理论上”，汤氏便有“反对摹古、反对格律”的主张，沈氏“保守和复古”的曲论则是当时“旧思想”的反映。
另一种研究的路子是只就两人的戏曲理论来论述汤沈之间的曲学分歧，出发点是各有抑扬甚至是扬沈抑汤。
如叶长海指出，汤沈对戏曲创作的认识“侧重点不同”：第一，沈重“声律”，汤尚“文采”;第二，沈尊“条法”，汤擅“才情”。俞为民认为汤氏是对沈“严守曲律”和“崇尚本色”的主张有意见，因为这对汤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这样必然引起“汤的不满”。
有的学者干脆将汤沈的曲学分歧归纳为一点，即曲意与曲律的矛盾，如岩城秀夫就说两人冰炭不相容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汤重“曲意”达到被称为“狂”的程度，沈重“曲律”以至于否定文学性，所以为“狷”。
总起来看，对汤沈之争的研究，大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结合政治思想来分析，一是围绕艺术谈艺术。论思想者往往着眼于斗争，结论是扬汤抑沈;谈艺术者更多地侧重于争鸣，倾向于各有抑扬。其中，既有学术之争，又有意气之论;既有基本理论的认识不同，又有历史材料的理解差异。
因此，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的“汤沈之争”研究，恐怕还要断断续续地绵延下去。
汤显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