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在阅读《史记》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司马迁明明没有亲临历史现场，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绝伦的细节？历史写作可以有作者的猜想与发挥吗？准确客观的记载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否可以两全？
其实，恰恰是在这样的张力中，我们能看到历史写作的可能性。太史公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是故纸堆的学问，也需要实地采访，需要合理猜想，需要真实感受，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并没有那么分明。比如，那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背后，便藏着历史隐秘的细节。
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精彩细节？
《史记》中的鸿门宴故事，堪称国人熟知的千古名篇，其中的人物对话和现场细节，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司马迁显然没亲历过楚汉争雄的时期，鸿门宴的故事，对他来说，即便不算古代史，也算得上是近代史，但《史记》对此事的叙述，如同摄影机拍下的纪录片，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度”。既然司马迁没有亲临现场，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细节呢？这样“脑补”出来的记载，足够靠谱吗？
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成司马迁的“脑补”，从文学虚构的角度看《史记》里这类精彩的场景，恐怕有失偏颇。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态度极其严谨，后世不清楚的细节，不意味着司马迁没看到相关史料。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做了一件许多书斋史学家没有做的事情——采访，也就是记录口述历史。
史料若只是孤证，显然无助于接近真相，只有多重史料的比对分析，才能更加科学。司马迁写《史记》，并不只是从古籍中寻找史料，还会亲自到历史故事的发生地，采访当地的百姓，从民间寻找历史的踪迹。实地考察的好处，是能让史学家掌握最鲜活的史料，而且可以根据自己探访的成果，与史书上的记载作比对，进而考据得出最有可能是事实的信息。
史学家李开元在《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一文中，就提到司马迁是通过樊哙后代樊他广的讲述，了解到了鸿门宴的故事细节，并将其写入《史记》。也正是因此，在这次流传千古的宴席上，本应是配角的樊哙表现极为亮眼，他说的话，竟然比宴席的主角刘邦、项羽还要多！
问题的关键就在此处。当后世读者并不清楚历史现场的细节时，只能通过史书中的描写，来推测当时的情形。而史书和小说一样，只要有人物和事件，必然带有自己的叙事视角。绝大多数史书的视角，都是全景式的，但在《史记》中，在一些浓墨重彩的篇章里，确实能看到类似个人视角的细节，鸿门宴便是典型代表。
樊他广向司马迁讲述家族昔日的辉煌，诉说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虽然有可能添油加醋，但仍然为后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细节。通过这些隐秘的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发掘更多被遮蔽的故事，为探寻历史真相找到新的出路。
樊哙是鸿门宴的真主角
众所周知，鸿门宴是刘邦命运的转折点，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更是樊哙在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
宴席刚开始时，樊哙没有入席的资格，只能在军门外等候。樊哙登场，是因为酒宴上出现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情况，在危急关头，张良偷偷溜了出来，请樊哙赶紧出手保护刘邦的生命安全。樊哙是刘邦的同乡旧部，早年是屠狗之人，但在刘邦军中立下了诸多奇功，很多次攻城都能捷足先登，在勇武和忠诚上，都被刘邦高度信任。因此，把帮助刘邦解除困境的关键任务，交给樊哙来做，也算合情合理。
接下来便是鸿门宴的转折点：樊哙闯进来，要保护主公刘邦。樊哙为武将，按照一般逻辑，武将救主公，应该是凭借武力，而这个故事中，樊哙却是以智谋挽救刘邦于水火之中，甚至有点抢了张良的风头。彪形大汉樊哙刚一进来，还未说话，就吸引了项羽的注意，说道：“壮士，赐之卮酒。”樊哙十分豪爽，也不推辞，接过酒杯，便一饮而尽。接下来，项羽赐给他的猪腿肉，他也用剑切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司马迁对这一细节的描述，到了“动作分解”的地步：“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这就像一部电影，在呈现主角心理变化时，要通过光影的变化，来展现人物表情和动作的细微变化。
鸿门宴的主人公为什么是樊哙？
接下来，樊哙说出一段经典的豪言壮语：“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在后世不少人的记忆里，樊哙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将，但樊哙在此时说的一番话，简直有春秋战国时纵横家之风，不仅有理有据，还能结合暴秦的典故，让其言论有了当时最具道义合法性的根据——反对残暴不义，仁德者才能拥有天下。再加上之前樊哙饮酒吃肉的夸张动作，把项羽立刻镇住了，这就为刘邦逃离现场争取了可能性。
项羽反应迟缓，没能抓住时机，让刘邦借口上厕所的时候逃走了。这对项羽来说，当然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从“历史成功者”的视角看，这是刘邦在成功前最凶险的经历之一，而帮助他化险为夷的人，不仅是出谋划策的张良，更是直面危急时刻的樊哙。
至此，樊哙的“精彩表演”还没结束。刘邦问樊哙该怎么办，樊哙回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如果说前面樊哙的一番豪言壮语，已经令人惊叹了，此处他说的话，更不寻常。虽然刘邦遇到了危险，但竟然在慌乱中问樊哙怎么办，而不是问张良，或者自己直接下命令，这似乎不合常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鸿门宴的细节，很可能出自樊哙后人的讲述，那么这不寻常之处，也就能说通了。
樊哙回答刘邦一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话，其实也贴合其身份。一般来说，人们在比喻的时候，都会选取自己熟悉的事物。樊哙早年就是屠狗之辈，对屠宰的话题自然再熟悉不过。情急之下，把自己的命运联想到等待屠宰的动物，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这里为何用的是“鱼肉”而非其他牲畜，后世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对于历史现场对话的还原，即便当事人也未必能做到完全一致，并不排除樊哙在追忆往事时，将当时的语言进行文学化加工的可能性。更何况，樊哙的原话，也未必就能被后人一字不落地记住，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事件要素出现变形，也是十分常见的情况。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为樊哙立传，亦有对鸿门宴故事的叙述，其内容与《项羽本纪》差不多，这也从侧面说明，鸿门宴故事最精彩的场面，恐怕就真的来自樊哙的视角。樊哙前前后后的表现，成为鸿门宴上最精彩的瞬间。历史上，鸿门宴的主角，当然是刘邦和项羽，但从史书叙事的层面看，樊哙才是鸿门宴故事的“主人公”。
刘邦连襟，受吕后牵连家道中落
樊哙视角下的鸿门宴故事，通过后代的相传，在其孙樊他广的时候，终于有机会讲给司马迁了。而且，此时的樊家已经没落，樊他广更有可能会把爷爷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视为“从龙之功”，希望司马迁把它记在史书上，进而铭记樊哙对刘邦和汉朝的功勋。
樊哙的历史地位虽然比不上汉初三杰，但也是刘邦帝王霸业中不可忽略的力量。《史记》上记载，樊哙的战绩是：“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汉朝开国后，樊哙被封为舞阳侯，后来升为左丞相。樊哙还娶了刘邦夫人吕雉的妹妹吕须（也有记载为吕媭）为妻，算是外戚，这让他跟吕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也因此在政治势力变化时，后代受到了牵连。
《史记》对樊哙身后的家族历史，记载不多，但从只言片语中，也能让人看到，樊哙的家族从第二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没落了。实际上，当他们与吕雉家族建立了剪不断的关系时，就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了。
刘邦死后，继承人汉惠帝性格懦弱，大权旁落，吕雉及其家族势力长期把控权力，引发刘家及其效忠者的不满。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等人密谋，平息诸吕之乱。与吕雉有血缘关系者，在变乱中都难逃一死。樊哙与吕须生下的樊伉，一度享受荣华富贵，但在诸吕之乱中被牵连和诛杀。
幸好樊哙还有个庶出的儿子叫樊市人，没受牵连，将樊哙的血脉存续下来。樊市人年纪轻轻就死了，才活了二十九岁，他的儿子便是樊他广。不料，后来樊他广因为得罪了一个门客，此人竟向汉景帝告状，说樊市人没有生育能力，樊他广并非其所生。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汉景帝还是以此为理由，将樊他广贬为庶人，樊哙家族也就彻底没落了。
所幸，家道中落的樊他广有机会向司马迁讲述家族昔日的辉煌，通过史家之笔，为后人带来了第一视角的鸿门宴故事，也将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英姿定格成永恒的历史影像。
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后世永远不能真的回到历史的现场，只能通过叙事者的视角来看历史。历史学家的本事，就在于能通过讲述者的记忆，来发现历史现场那些不同寻常的细节。
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历史恐怕是被遮蔽的，而叙事者在讲述历史时，并不能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即便他会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但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更重要的是，会带有自我的视角，而对于史料匮乏的上古历史来说，类似樊哙式的视角，几乎就成了孤证，后世只能在他的记忆和讲述中，尽可能地寻求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