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的皇帝之争直到宣德年间才落下帷幕，结束这一切的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永乐年间，朱高煦与朱高燧结盟用或明或暗的手段谋夺明朝皇位，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因积劳成疾而离世，又给朱高煦和朱高燧留下了机会。朱高煦借着朱瞻基年轻且即位时间不长，朝廷根基不厚，政治动荡的机会，再次举起了"靖难"的大旗。然而这次谋反很快被朱瞻基镇压，朱高煦也兵败被俘。因朱高煦与朱高燧常联盟结党，于是有人建议顺势剿灭朱高燧，可内阁首辅杨士奇却阻止了这次出兵。
朱高煦的谋反，不仅是之前他与朱高炽争夺皇位的延续，也是看准了朱瞻基政治根基薄弱的隐患。而在杨荣的建议下，朱瞻基御驾亲征，率领大军围攻朱高煦的封地乐安，一举将其俘虏，快速镇压了这次叛乱。当时内阁中很多人的意见都是移兵彰德，顺势拿下赵王朱高燧。理由是朱高燧曾多次与朱高煦密谋造反，前科累累，这次两人也有信件来往。所以内阁的建议是继续出兵，一举拔出这个隐患。持有这个意见的以内阁大臣陈山为代表，杨荣等内阁大臣都支持陈山的主张，唯有内阁首辅杨士奇表示反对。
杨士奇为何阻止朱瞻基攻打朱高燧
杨士奇从永乐年间开始担任内阁首辅，是深受朱棣、朱高炽和朱瞻基三位皇帝信任的朝廷重臣。他是最早一批进入明朝内阁的大臣，也是解缙之后的文官集团代表之一。可以说他是朱高炽留给儿子的重磅右臂，由他领衔的"三杨"内阁开创了明朝国力巅峰的仁宣之治。从政治立场来看，杨士奇作为文官集团首脑与勋贵、藩王是处于对立关系。永乐年间，他就因多次维护朱高炽，与争夺皇位的朱高煦和朱高燧发生冲突，还两次被朱棣下了锦衣卫的诏狱。因此以常理来看，他态度应该是最支持削除各地藩王，维护朝廷权威的。
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争取藩王势力的支持，并没有强势的展开削藩的行动，而是进行软性操作，逐步剪除藩王势力。到了永乐末年，虽然藩王势力有所削弱，但并未彻底根除。而朱高煦和朱高燧又成为新的藩王势力，他们拥有重兵，能够对北京的朝廷产生威胁。所以内阁方面虽然没有打出削藩的旗号，但对于剪除威胁朝廷的藩王势力是有共识的。对于朱高煦的问题上，内阁就一致同意出兵镇压，还促成了朱瞻基御驾亲征。杨士奇对此也是很支持的，并随驾征讨朱高煦。可在朱高燧的问题上，杨士奇的立场为何突然变了呢？
杨士奇对朱瞻基的解释大概如下这几个原因，第一是考虑到两人叔侄之情，第二是朱高燧并未公开起兵造反，第三只靠推测就降罪于人，这不符合礼法。杨士奇的三个原因都站得住脚，很充分的驳斥了陈山和杨荣要求继续攻打朱高燧的理由。然而以性格刚毅著称的宣德皇帝，真的就这么容易被杨士奇说服？从朱瞻基在事后的操作看，显然他接受杨士奇的建议不仅仅是上述三个原因。他为这个事不仅咨询了杨士奇，还招来老臣夏元吉和蹇义，经过一番谈话后差决定放弃继续向彰德出兵的打算。
在我看来，杨士奇的驳斥陈山和杨荣的说法只是表面原因，而他和夏元吉、蹇义向朱瞻基的进言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从历史文献中后来朱瞻基削藩的一系列操作看，这次谈话为后来的削藩策略定下基调。而杨士奇之所以反对继续攻打朱高燧，便是与此紧密相关。
陈山和杨荣也是内阁重臣，尤其是杨荣以知兵著称，是促成朱瞻基御驾亲征的重要人物。他在朱瞻基攻打朱高煦上态度非常激进，是文官集团中强势削藩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继续攻打朱高燧，本质上是朱允炆强势削藩策略的延续，而这个策略在上次面对朱棣时便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策略只看到了朝廷兵力的强大，却忽略了新皇登基朝政不稳的隐忧。虽然朱瞻基时朝廷更加强大，而朱高煦和朱高燧远不如其父朱棣，但朝廷的隐忧始终存在。如果让朱瞻基继续沿用朱允炆削藩的策略，不能说一定失败，但隐患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兵战凶危，朱瞻基又是御驾亲征，一旦有了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再加上当时朱瞻基的长子朱祁镇都没有出世，明朝更难以承担战争失败的后果。朱高煦出兵时，内阁一致要求朱瞻基御驾亲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战争平息后，还用这种方式继续扩大，就有点作死的意思了。
从朱高煦反叛的过程来看，他还是有所准备的，而且拉拢了不少朝中重要人物。首先他是派人与朱高燧联络，希望两人同时出兵，让朱瞻基无法兼顾。朱高燧本来是有意出兵配合的，结果被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阻止了。胡永兴派人截断了朱高煦送来的信件，杀死了朱高煦的使者，将两人来往的痕迹削除，断绝了朱高燧出兵配合朱高煦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朱高燧才没有出兵配合朱高煦，朝廷也没有合法的证据直接处置朱高燧。实际上以朱高煦的性格，不可能只联络朱高燧一个，肯定还联络了更多的藩王。
这些藩王没有出兵配合，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观望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朱瞻基在削藩中占据绝对上风，这些藩王肯定不敢轻举妄动。假如战事陷入被动，藩王们不是没有趁火打劫的可能。特别是被朱棣迁移到南昌的宁王朱权的家族，时刻都准备着造反称帝呢。
第二个隐患来自于勋贵，他们在朝廷中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论是开国元勋之后，还是靖难功臣之后，他们都被朱棣赋予了很大的兵权。对外他们是征讨四方的将军，对内也是制衡藩王势力的力量。朱高煦在造反时就暗中联络了不少勋贵将军，其中英国公张辅就被朱高煦引为明军内应。
实际上杨荣要求朱瞻基御驾亲征，就是因为他发觉了明军军心动荡，领军的勋贵们首鼠两端，甚至有人暗通朱高煦。朱瞻基一开始是打算让阳武侯薛禄，后来张辅又主动请缨。但他最终还是采纳了杨荣的建议，就是为了避免重蹈朱允炆的覆辙。虽说后来张辅见形势不对临阵把朱高煦卖了，但这是在朱瞻基御驾亲征的威慑力下才产生的效果。也有可能出现某些投机的勋贵在战事不对时临阵反水，把朱瞻基卖给藩王势力。这种隐患在明军中随时存在，不解决这这种隐患就长时间作战，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第三方面隐患来自于外部，当时北方和南方的边境都不安宁。瓦剌蒙古早已得知朱棣和朱高炽去世的消息，在北方边境上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南下。而安南的胡朝和陈朝余孽也在积极整兵备战，想要把永乐年间建立的交趾布政使司割裂出去，甚至威胁到云南、广西等地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长期在外作战，北京又没有太子监国，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北京还处于幽燕战线的核心地位，战略重心所在，危险程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这些方面的隐患都使得朱瞻基不能选择战争扩大的做法，而是要见好就收。
从朱瞻基处置朱高煦的过程看，显然杨士奇、夏元吉和蹇义拿出了一整套政治解决藩王势力的办法。比如朱瞻基亲自写了一本书叫做《东征记》，将朱高煦的始末和罪行记录下来，并昭示天下。用这个来安抚各方藩王的心，表示自己没有朱允炆那种削藩的想法，而是朱高煦真的谋反获罪。又比如用击败朱高煦的战绩施压，迫使朱高燧主动交出卫所兵权，只留下藩王的礼仪卫士，使其没有造反的资本。他们还用朱高燧的事为例子，杀鸡吓猴，用以发动对别的藩王的政治攻势，迫使藩王逐渐交出权力。
从效果上来看，这种政治解决藩王问题的策略很好，几乎完全解决了藩王势力对朝廷的威胁。后来南昌宁王朱宸濠造反，也是因为他贿赂了朱厚照宠信的太监刘瑾，恢复了宁王府原来统领的护卫军队，这才有了扩军造反的资本。这种政治解决藩王问题的策略，也可以体现出杨士奇高明的政治手段和敏锐的战略眼光。与他相比，不论是朱允炆时代的黄子澄、齐泰，还是同为内阁大臣的陈山、杨荣，都是远远不如的。可以说"三杨"内阁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与杨士奇在政治上独特的执政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杨士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