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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其实还是别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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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的科举案,牛僧孺在策论里原本是为民请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宰相李吉甫和唐宪宗实行的政策很激进,是以牺牲节度使的利益为前提,把税赋尽量的上交国库,集中力量对付几个不听话的节度使,但是打仗,老百姓肯定受到的伤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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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草、兵源,都得从老百姓的头上拿,无论仗有没有打赢,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为了活下去,有跑进深山、落草为寇的,有卖儿卖女求得一餐温饱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牛僧孺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份讨好的卷子竟然将自己卷进了漩涡,考场考生加上主考官吏总共三四十人受到牵连,流放、贬职,牛僧孺出名了,他甚至把宰相李吉甫都给拉下了马。

科举案之后,牛僧孺被打上了主和派的标签,在洛阳的伊阙当了个小官,一干就是4年。

度过了头两年的惶恐之后,牛僧孺开始明白,他的职业生涯要么和李逢吉、王守澄这样的人物联系起来,要么就那样算是走到尽头了。

牛僧孺是长安人,人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诗写的不错,甚至开创性的写过一本志怪历史小说《玄怪录》,鲁迅先生对这本小说评价相当的高。

在牛僧孺的朋友圈里都是当时的才俊名流,包括白居易和刘禹锡,但相比白刘二人,牛僧孺显然更明白政治的真谛。

牛僧孺的父亲叫牛幼简,爷爷牛绍,都是朝廷里的小官吏,家庭普普通通,没有背景,想要仕途有一番起色,站队是必须的。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在出兵淮南的关键时刻,李吉甫突然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牛僧孺告别县尉,当上了一名监察御史,此后官运亨通。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经过八年的努力,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推荐下担任宰相。

牛僧孺是有治理能力的,在武昌军做节度使的六年,整顿吏治裁员减负,造就了一个繁华的武汉城。

但是他所在的是爱好和平的党派,以和为贵,跟地方节度使的关系搞得不错,一定程序上是他们阻碍了中央集权发展。

于是,在政绩的对比上,牛李两派中李派获得的票数更多。

后来牛僧孺和李德裕仕途上的升迁,与其说是牛李党争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皇帝与太监博弈导致的,宰相成了双方夺权的工具。

穆宗、敬宗朝,王守澄控制下的李逢吉是政事堂的老大,上到皇帝下到百官,实行的都是和平政策,牛僧孺的仕途一帆风顺;

到了文宗朝,皇帝开始觉醒,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重用李仲言、郑注等人,牛僧孺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宰相是文官的首领,他们也想过反抗,得到应有的地位,在太监和皇帝之间再建一个山头,于是就有了835年的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后,仇士良为首的太监集团重新控制朝廷,皇帝成了摆设,牛僧孺的仕途又开始通畅,先后担任东都留守、襄阳节度使。

但武宗的上台,李德裕受到重用,也宣布了牛僧孺政治生涯的结束,被贬到广东做长史。

公元847年,唐武宗刚去世一年,牛僧孺也死在了回长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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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牛僧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