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朱元璋可以称得上是对贪污最不留情、惩治力度最大的皇帝了，他把“铁腕反贪”的人设立得稳稳当当。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被举报贪污，朱元璋下令彻查，结果查出一桩涉案金额巨大、牵扯极广的大案。以此为契机，朱元璋严查贪腐，成千上万的官员都被牵连其中，声势浩大的反贪风暴愈演愈烈。
郭桓是户部侍郎、管理全国财政的二把手，各地的税收理论上都要经由他手。在这样的位置上，一旦管束不好手中的权力，很容易滋生腐败。而郭桓正是利用职务之便，勾结上下官吏，前前后后为自己谋利不少。
郭桓的贪赃枉法之事很快引起了朝臣们的注意。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向朱元璋告发郭桓营私舞弊。朱元璋下令彻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十分震惊，有说法是郭桓贪污的财物数额巨大，估算下来，折合成米粮竟然达到了2400余万石！
这是什么概念呢？有两个数据可以作为参照：郭桓的年俸约为六百石（按正三品的标准），而当时国库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940万石。他贪污的数字如此巨大，以至于在结案时，官方对外通报的涉案金额是700万石，刻意压低数字的原因是“恐民不信”。
这天文数字一般的赃款，郭桓是怎么获得的呢？
郭桓案：因一桩举报掀起的反贪风暴
一、私吞税粮。举个例子：浙西的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在郭桓的操作下，只上缴了两百多万石，剩余多中饱私囊。二、乱收费：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还巧立各种收费名目：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三、利用职权之便收受贿赂；四、盘剥富户，上缴的粮食不够就找富户来“借”。当然，都是有借无还。五、伙同负责国库的官员监守自盗，侵吞金银宝钞……总之，郭桓一党为了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
坐实了郭桓的罪名，朱元璋怒斥到：“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见过贪赃枉法的，真没见过像郭桓这么过分的！
郭桓一案，让朱元璋十分震动！他派审刑司的长官吴庸一层层往下追查，誓要刨根究底。这一追查，12个布政司都被卷入其中。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纷纷下马，“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不仅官员系统迎来一次痛击，很多地方的地主、富户也在政府追赃时被牵连抄家，“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事实上，“郭桓案”只是明初朱元璋反贪事业的一个缩影或者开端。
朱元璋似乎天然地把“反贪”当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亲历过元末的腐朽统治，深知官员贪腐之害、吏治清明之重。所以，在称帝后，他经常对大臣说：“朕昔在民间，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他一再强调官吏们要遵纪守法、廉政爱民，还在法律中明文规定“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对于平生最恨的贪官，他曾说：“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明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家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朱元璋害怕官员因此松懈，于是专门下诏发出警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妥在安养生息之。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他还专门嘱咐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
郭桓案：因一桩举报掀起的反贪风暴
而郭桓一案的爆发，让朱元璋更加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乱象：像郭桓一样的京官因为手握实权，所以能趁机牟利、中饱私囊；地方官上行下效，“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大地主和官员勋贵相互勾结隐瞒田产、逃避赋税……
吏治腐败，不仅是百姓头上的一把刀，更是朱元璋心头的一把刀：“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乱世用重典”是朱元璋的信条，但是他并非一味迷信酷刑。对于反贪，他的决心最大，办法也是极多。
一、严刑。和其他朝代相比，明代惩治贪污犯的力度最大。1373年，朱元璋颁行《大明律》。其中对于官员受贿的处罚极为严厉：官吏受贿枉法者，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处以绞刑）；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者，赃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除此之外，对于贪官，还有凌迟、腰斩等酷刑伺候。
二、普法：朱元璋特别注重宣传。1385年，朝廷颁布《御制大诰》，其中收录了大量惩治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例。《大诰》颁行全国，要求每户一本，官员和百姓都要背诵、学习。朱元璋还会组织专人宣讲，对百姓做普法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大诰》还是必修课程，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三、教化：对官员，朱元璋总不忘进行廉政教育。他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等。以《醒贪简要录》为例，教材里通过详细计算，把各级官员的俸禄都折合成了百姓需要付出的劳动力，意在告诉官员民生之艰难，为官要体恤百姓。这本书，全国官员人手配备一册。
郭桓案：因一桩举报掀起的反贪风暴
四、制度上也有所改进：第一，加大了对官员的奖惩力度：提拔为政清廉的官吏，大力宣传他们的廉政事迹；重罚贪官，公开其劣行作为反面教材。第二，加强官员考核，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廉洁程度。第三，设立责任追究制：被举荐的官吏出现贪污问题，举荐人也要受到连带惩罚。
五、监察：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监督网：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督察官员，另外还有直接听令于他的特务系统。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支更重要的监察力量——百姓。朱元璋敞开言路，让全国的老百姓监督官员。如果有官员贪赃枉法，百姓可以写信举报，也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到京师问罪，对此，朱元璋还规定“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拦者，其家族诛。”
此外，贪污案频发还催生了新的财务技能：使用汉字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记账，可以有效防止财务登记时的漏洞。
为了反贪，朱元璋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可他仍然会感叹自己做的不够好：“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朱元璋治理贪腐明明多管齐下，为何提及“反贪”，世人更多想到的是其“铁腕”、“雷霆手段”？
或许，朱元璋想要的是一个绝对清明的官场，一个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的朝堂，但这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当他发现自己无论是推行教化还是铁腕落下，贪腐之事仍然屡禁不止时，他十分愤怒，认为“谕人为善，从者罕焉”；他也很无奈，“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因为犯赃枉法者屡禁不绝，朱元璋曾经下令说：“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明初涉及到经济贪腐的“空印案”和“郭桓案”，加起来被杀头的官员据说竟有七八万人之众！只看这一项数字，就可以窥见朱元璋反贪的决心和不留余地。
朱元璋的铁腕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然而再铁腕的手段也难以禁绝贪墨之举，在肃贪之路上，郭桓案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郭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