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狱”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便是以文字为基础而引发的案件，我国历史上对于文字狱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当时时任士大夫的杨恽以一纸《报孙会宗书》被汉宣帝实行腰斩。除此之外，在我国封建时期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譬如杨恽这样的人因文字而死，其中人们印象最深的便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起的中原王朝——清朝。
清朝自1644年入关起，由文字而引来的祸端便急剧增加，其中最为频繁的则是在乾隆时期。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巧妙地将这股“文字狱浪潮”推向了顶峰，在位六十余年期间，实行文字狱的次数竟惊人地达到了135次，要知道这一数字仅仅是迄今为止可考证的，可想而知倘若加上那些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未能发现的案件就断然不只这一数字。据史料记载，清朝光康雍乾时期共实行的文字狱次数就达到了171次，这一数据足以抵得上整个中华历史上文字狱的次数。单凭这一点，也可反应出来当时的清朝对于“文字”的苛刻程度，另一方面从侧面也可想象出当时那些靠文字吃饭的文人的生活是有多么的不易。
“文字狱”在清朝时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难发现，清朝统治者对于文字狱实行的规模和次数与其国运的衰颓似乎有着某种隐蔽的规律。例如：康熙实行过11次，雍正实行过25次，乾隆实行过135次。从某种角度上看可以得出一个或许不是很恰当的结论：清朝实行文字狱的次数与其国运的兴衰成反比。那么实际上，文字狱真的与清朝走向灭亡存在着直接联系吗？倘若不存在，那么文字狱在清朝的历史中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众所周知，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乃雍正皇帝能够顺利继承皇位的关键人物，“九子夺嫡”期间若没此二人在背后的鼎力相助，四阿哥胤禛能否成为最后的赢家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当雍正继承了皇位之后此二人都辉煌腾达官居高位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二人逐渐开始结党营私，其地位一度触犯到了雍正皇帝心中的底线，所以对于雍正来说除掉此二人是势在必行的。公元1724（雍正二）年，年羹尧入狱，两年后被雍正赐死。在这其中，雍正皇帝巧妙地借助了文字狱的力量。雍正以年羹尧不小心将“朝乾夕惕”写成了“西乾朝惕”为由对年羹尧进行“穷追猛打”，最终年羹尧不幸地在牢狱中结束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与年羹尧处于同一战壕的隆科多结局自然也比年羹尧好不到哪儿去，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被雍正皇帝打压致死的方式都是如出一辙。
“文字狱”在清朝时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以年羹尧为例，不难发现，雍正皇帝想要处死年羹尧的根本原因是其触犯了皇权，而并不是所谓的“西乾朝惕”。因此，在雍正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字狱是最高统治者用来维护皇权的一把“利剑”，而且这把利剑不受制于任何规章条例的约束，其拥有者只限于皇帝一人。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规模和数量急俱骤增，上到朝廷命官，下到底层的平民百姓甚至精神病患者都尝到了他它的厉害。那么乾隆皇帝为何要实行如此庞大规模的文字狱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仍然是为了维护皇权，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维护皇权，它扩大到了维护皇帝尊严和抑制“奇技淫巧”的出现等等各个方面。
“文字狱”在清朝时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另一方面，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帝国，在其发展历程中必然少不了除自己民族以外的汉族人的帮助，但在这些人帮助的同时最高统治者又不免对其产生猜忌，因此，他需要一个正确且符合规矩的方式去对这些人进行打压，而文字狱便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武器了。在打压过程中，除了那些触犯到皇帝权威的人需要入地狱，其他一些宣扬汉族精神文化的文人也顺带被统治者送入地狱，因为在统治者们看来这种罪行不亚于触犯皇权。
如此一来，那些在皇帝眼中看来所谓的“奇技淫巧”随着漫长的打压久而久之也就荡然无存了，而清朝恰恰是失去了对这些“奇技淫巧”的推崇和研究力度，以至于当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地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竟依然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以至于一步步落后于西方，最后落后于整个世界。清朝末年，当老态龙钟的大清帝国睁开眼站起来与西方国家进行较量的时候，仿佛就好比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在与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打架，如此情况，焉能不败？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从某种程度上，“文字狱”是清朝时期极度中央集权下的最终产物，皇帝独自一人享有且打破常规的武器。与此同时，它又成为了阻碍先进技术和潮流思想的大门，迫使一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思想和理论，转而埋头到四书五经之中。综上所述，清代的文字狱虽然与清朝走向灭亡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间接造成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清朝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