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刘邓密切合作,经一年转战,开辟了晋冀鲁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姻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老战友邓发从中介绍,邓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有3儿4女,其中3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终生革命者。浦家是一个大家族,到了卓琳这一辈,叔伯姐妹就有13个,卓琳最小。浦家妇女封闭在封建囚笼之中,有的因继母虐待,落下终生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一生郁闷;有的嫁出门后受夫家侮辱,吞金自尽……卓琳与两个姐姐目睹这种种不幸,幼小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卓琳天资聪颖。其兄长从日本归国,带回许多革命书籍和共产主义内容的小册子,三姐妹争相传阅,如沐春风,开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进昆明上学时,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她所在的中学里,有位音乐女教师赵琴先,在课堂上小声给同学们唱《国际歌》,经常讲平等自由、劳工神圣、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对浦琼英及她的同学张煜(解放后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影响很大。有一天,这位音乐教师突然被捕。嗣后,城里贴出布告: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卓琳、张煜及浦家姐妹惊悸不安,坐卧不宁。到了那天,她们目睹了赵琴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场面:拖着沉重的镣铐,浑身被打得血迹斑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在刺刀丛中缓缓前行。刑场上,她们第一次听到赵琴先放声高唱《国际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敬的音乐老师,是云南省的共青团书记。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朴,空气活跃,卓琳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对于卓琳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多变,民族危机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对卓琳来说,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单单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全云南省,卓琳是第一个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人。
“七·七”事变后,卓琳离开北平,途经天津、青岛、济南,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与女友张煜及一队青年学生长途跋涉,进入延安。后来,卓琳调入陕甘宁保安处工作。她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卓琳只知邓小平是一位红军干部,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肩负着什么责任?她不甚了解。女友们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她觉得稍稍有点儿遗憾的是邓小平个子不高。女友们一听,“哧哧”地笑:“城里马路旁的电线杆子高,抬回家只能当柴劈。”
邓小平事务繁忙,没空儿和卓琳细谈。临上前线时,他只跟组织上说了一句:“你们帮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传奇色彩,是一个战将凝固如碑的声望。组织上派人与卓琳谈话,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情况,卓琳细细听罢,终于含笑点了点头。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这个晴和、美好的时节,有两对新人成家: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包括新人在内,大家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用木板在黄土窑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黄灿灿的小米饭。这小米,便是“黄粱”。《证类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黄粱,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谁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两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决定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途和命运的两位巨人。
那个平静而欢乐的黄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宴散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答道:“酒里有假!”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袒护邓小平,暗里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几天之后,卓琳与邓小平一块儿启程,联辔东去,奔赴太行山。马背上的这一对联辔而行的新婚夫妇,当时年华正好,新郎倌35岁,新娘23岁。
夫妻像兄妹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在这个聚餐会上,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一同来为他们祝福。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
新娘卓琳,穿着一套新做的卡其布的制服,显得格外漂亮。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大家都为邓小平娶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而高兴。彭德怀说:邓小平你可真会找老婆,你们怎么长得跟兄妹似的。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有趣的对话
一贯以书为伍的卓琳开始了新的血与火的生活。在八路军总部她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这段时间,只有邓小平来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问邓小平说: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
邓小平:写什么呀?
卓琳: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
邓小平: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听邓小平这么说,卓琳赶紧说:那还是算了吧。
卓琳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非常开朗的人,而邓小平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婚后不久,卓琳就非常郑重地向邓小平提出了意见。
卓琳说:我这个人好说话,可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我跟谁说呀?所以我只能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比较落后的,你听了我说的话,有意见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邓小平没有回答。
卓琳又继续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一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卓琳很快就想通了。对待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老让他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说不出什么。夫妻之间只能慢慢相处,慢慢了解。
夫妻情深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从表面上看,爸爸、妈妈的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大女儿邓林说: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
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分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就给邓小平当秘书,负责整理邓小平的档案和文件。邓小平任总书记10年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而这10年,他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王瑞林,一个是卓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干好工作。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患难见信任
在政治上,邓小平讲的是“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邓小平跟卓琳没有任何矛盾。邓小平平时都在外面忙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么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因为他很信任卓琳,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卓琳怎样管理这个家、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从来不过问。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们彼此间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
江西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处分,被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邓小平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忍不拔的人。那一年,邓小平29岁。
36年过去了,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
在江西,邓小平夫妻俩互相体贴,互相帮扶,互相照顾,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不变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永远关爱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卓琳陪着他一同住进了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
世事多变,邓小平几经磨难,不变的永远是夫妻间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和危难时的相互扶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邓小平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卓琳替邓小平实现了这两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