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的夏天，暑气还未消去，承德避暑山庄就发生了一件举国同悲的事——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帝猝然崩逝。一时之间，宫内众人脸上的汗珠未干，就又要有泪淌下了。
咸丰皇帝去世前，对年幼的儿子载淳已经有所安排，只是这安排有些自相矛盾，甚至令人不解。一方面，他为儿子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然而另一方面，咸丰皇帝对顾命大臣并不放心，担心若是大臣跋扈会给新帝造成伤害，危及皇位，于是他把监管顾命大臣的任务交给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和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让她们两人共同掌管“同道堂”和“御赏”两枚印。如果没有这两枚印玺，那么不论是“上谕”还是“廷寄”都无法正式生效。咸丰皇帝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最该防范的并不是顾命大臣，而是未来的慈禧太后。
清朝明明严禁后宫干政，慈禧太后为何却能长期掌权？
众所周知，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造成的，一个恰巧还不足以造就“垂帘听政”的慈禧，然而若是再配上一个凑巧，那么历史也就顺理成章了。咸丰皇帝在顾命大臣的挑选上出现了重大纰漏——他没有选择一个近支亲王。以八位顾命大臣之首——怡亲王载垣为例，他是怡贤亲王允祥的玄孙，与帝系的亲缘关系已经非常遥远。至于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二者先祖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同母弟舒尔哈齐，血缘关系更是远得离谱。相比之下，恭亲王奕䜣和醇亲王奕譞都没能进入顾命大臣名单中，咸丰皇帝只是安排人监管顾命大臣，却没有让人监管太后，这就埋下了祸患。
为何近支亲王派系是否在顾命大臣名单中会如此重要呢？那是因为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清廷内部发生严重分歧，统治集团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一派则是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京师派。两派大臣之间为权力斗得水火不容，甚至公开撕破脸皮，比如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就和肃顺几乎是公开的政敌。两派常常想尽办法给对方下绊子。对于京师派而言，热河派中有不少大臣都是顾命大臣，而自己这一方却没有一个顾命大臣，因而在新帝继位后将明显处于劣势。
为打压热河派，京师派大臣决定将小皇帝的母亲捧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借皇太后的权威打压顾命大臣。另一方面，皇太后和京师派的人多是亲戚，于情于理都应该帮助京师派。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朝祖训严禁后宫干政，这是一道不可违背的铁律。为帮助皇太后掌权，协办大学士周祖培思来想去，授意学生董元醇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在奏折中，委婉地提出希望两宫皇后能够更多承担监管小皇帝执政的请求。为掩人耳目，这份奏折在第一句就明确表明不是让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这并非清朝惯例。
话虽如此，奏折上还是暗示出了让皇太后适当掌权之意，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对此自然心领神会。可以说，这封奏折的意义非凡，它代表着京师派的中央高级官员情愿让渡部分权给皇太后，也绝不愿让政敌得势。如此一来，两宫太后既有咸丰皇帝官方授予的“干政权”，又有京师派大臣的认可支持，接下来需要做的仅仅是配合京师派大臣将以肃顺等顾命大臣为首的热河派打压下去。一旦事成，那么两宫太后掌管皇权就顺理成章，对慈禧太后而言，她的敌人也就只剩下慈安太后一人，那就好对付了。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一心提防顾命大臣，反而造就了另一个觊觎皇权的人的胜利。不过在子渊看来，造就这种荒唐局面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咸丰皇帝的失误，而是这个朝廷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一群大臣只顾党羽之争，宁愿违背祖制让不懂治国的女人掌权，也不愿意让政敌春风得意。
参考文献：
《热河密札》《垂帘风云录》
慈禧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