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十一年,始终以“醇酒妇人以自戕”为终极追求的咸丰皇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功将自己作死于承德避暑山庄。虽然,咸丰皇帝临终为自己6岁的儿子——同治皇帝安排了满汉结合、搭配合理的“赞襄政务大臣”组合,可到底没能抵过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极大的权力欲望。
为保全同治皇帝的皇权,保全自己的后宫地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并成功夺得最高统治权。再加上“优于德”的慈安太后,“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慈禧太后便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成为晚清政权实际上的“一把手”。
从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实际掌握晚清政权长达47年,除了光绪二十四年那场基本等同于玩笑的“夺权之争”——“戊戌政变”,慈禧太后的至高权威几乎没遇到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挑战和威胁。即使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被迫逃往山西的过程中,她依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那么,慈禧太后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且能人辈出、势力分布极为复杂的晚清时期牢牢掌握最高权力长达47年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慈禧太后的手中牢牢掌握着三张王牌:
1、“垂帘听政”的掌权方式
有皇室宗亲、满族勋贵、著名汉臣组成的“赞襄政务大臣”组合,为何会惨败于一个后宫妇人之手?除了赞襄大臣的几个明显失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周密配合外,时任兵部侍郎的瓜尔佳·胜保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决定性人物。
当时的瓜尔佳·胜保,虽然只是一个兵部侍郎,但其肩负清缴捻军的重任,手中掌握着大清王朝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咸丰皇帝躲避于避暑山庄的时候,胜保主动向恭亲王奕訢靠拢,成为奕訢集团的核心人物。有这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绝对支持,赞襄大臣也只能引颈待戮。
扳倒了“赞襄政务八大臣”以后,胜保又在恭亲王奕訢的授意下,向两宫皇太后奏请建立“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亲王辅政”的政治格局。目的很明显,胜保就是为了将自己的主子——恭亲王奕訢推到权力中枢,但两宫皇太后亲理大政的提议却成就了慈禧太后的一人独大。
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八年,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的方式,代行皇帝职权,这是诸王公大臣、满洲勋贵们的共识,无人敢提出异议;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慈禧太后想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易如反掌,以至于掌握晚清内政、外交大权的恭亲王奕訢也让其摆弄于股掌之中。
也就是说,恭亲王奕訢一手打造之“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政治格局,反倒成就了慈禧太后的独掌大权。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又选择了一位更为年幼的皇帝——光绪,延续了“垂帘听政”的格局,更延续了自己对朝政大权的稳固掌握。
2、登峰造极的驭人之术
通过“垂帘听政”方式掌握军国大政的慈禧太后,一直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甚至连其身边的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也成为了她手中的集权工具。
初掌大权的慈禧太后,虽然代行皇帝职权,但当时的朝廷内政和外交大权全部掌握于恭亲王奕訢之手,为了实现权力集中,将恭亲王奕訢挤出权力中心,慈禧太后进行了一系列登峰造极的操作。
慈禧太后稳固掌权47年靠的是什么?
首先,恭亲王奕訢虽然支持洋务运动,但其一直主张削弱和打压地方势力,引起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不满。借此机会,慈禧太后以高官厚禄、美好愿景将湘军、淮军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
然后,慈禧太后力挺朝中的“顽固派”向恭亲王奕訢施压,使得奕訢一度失信于西方列强,对其逐渐失望。再者,慈禧太后对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屡屡提拔和重用,以分化恭亲王奕訢在皇室宗亲中的影响力和支持力。
同治四年,几乎到了众叛亲离地步的恭亲王奕訢被慈禧太后下令“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慈禧太后的中央集权完美实现。而随着恭亲王奕訢的倒台,湘军、淮军势力的纷纷投靠,天下督抚和朝中重臣纷纷向慈禧太后主动靠拢,让慈禧太后的最高统治者地位进一步稳固。
当然,这只是慈禧太后平衡朝野势力、实现中央集权之驭人之术的一次表现。在长达47年的执政生涯中,慈禧太后遇事沉着冷静、反应机敏,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迅速做出决断,绝不首鼠两端、优柔寡断,将诸王公大臣操纵于掌股之间。曾国藩、李鸿章甚至是恭亲王奕訢这等大人物,面对一个如此深不可测的妇人,也只能俯首帖耳。
3、对光绪皇帝的选择
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即使两人之间的母子关系并不融洽,但也并未实际影响到慈禧太后于前朝、后宫的地位。再加上慈禧太后以生母之尊,代行皇帝职权的行为并无不妥之处,所以在同治朝,慈禧太后的地位稳固几乎是必然结果。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真正影响其权力延续的关键点在于同治皇帝驾崩以后,嗣皇帝的选择。如果选择同治皇帝的子侄辈,慈禧太后便会自动升级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也会自动消失;如果选择同治皇帝的同辈,但却是成年的嗣皇帝,慈禧太后更会被立刻剥夺理政之权。所以,慈禧太后想要实现权力延续,就必须同时保证两个条件:
1、保住自己的皇太后身份;2、保证嗣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
所以,慈禧太后才在同治皇帝驾崩以后的御前会议上,做出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的决定。当时的载湉年仅4岁,而且是同治皇帝的同辈,充分满足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的所有要求。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明显有违清朝祖制、伤害诸多皇室宗亲既得利益的决定,慈禧太后该如何顺利施行?
首先,慈禧太后的决定同样能够充分保证慈安太后的话语权和后宫地位,不会受到慈安太后的阻碍;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还主动将年幼嗣皇帝的抚养、教导之权交给了慈安太后。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便首先得到了慈安太后的支持。
再者,同时兼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等职务的醇亲王奕譞,已然取代了恭亲王奕訢的位置,成为晚清皇室的领袖人物。争取到了奕譞,就基本等于争取到了整个皇室宗亲的支持。所以,慈禧太后对于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的选择,亲戚关系、年龄因素等均不是主要原因,最大程度地争取支持势力才是慈禧太后的真正目的。
另外,醇亲王奕譞又不像恭亲王奕訢那样难对付,所以慈禧太后在选择载湉为嗣皇帝的同时,就几乎确定了其接下来长达数十年的权力延续。
纵然,慈禧太后有着诸多被后世诟病的不足之处甚至历史罪过,但通过三张王牌的环环相扣、完美衔接,让慈禧太后得以实际掌握晚清朝政大权长达47年。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虽然掌握生杀大权,但其并未像吕后一样大开杀戒、诛杀功臣;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重用母家成员;更没有惑乱后宫,大行荒诞之事。
正如后世学者对慈禧太后的评价那样,“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她即使称不上明主,也是一代传奇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