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一共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改革或变法，但是无论变法时间之周期和变法之成效，在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都要排在最后一位。该次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起，至1898年9月21日，前后共103天时间。
在这短短的百日维新中，从理论上来看，改革的层面是十分广泛，包括朝廷机构的改革、科举制度、军事等等，几乎是涉猎到了朝廷的方方面面。但是变法效果甚微，套用一句俗话，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实际上，后来回看这段历史，这百日维新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必败的。那么为何说戊戌变法必然失败？根本原因还在于光绪帝钦定主持该次变法的康有为，回看古今中外比较成功的变法，其变法领袖都必备的3大要素，康有为全部没有。
所谓的变法领袖必备的3大要素，或者说变法领袖应该有三个角色：
第一角色是变法理论家；
第二角色是变法思想家；
第三角色是深谙时局具有进退自如领导能力的政治家。
但是这3种特点，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康有为却一样不占。
先说第一点，根据史学大家唐德刚的考证研究发现，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清末时期十分有限的外文翻译书籍。这种翻译书籍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翻译者对外国政体、制度等情况了解甚少，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误解和错误。
其二是翻译外国书籍刚兴起，翻译有关变法理论等政改书籍有限，缺乏对比和参考，容易被一种理论认识所局限。
而康有为的主要变法思想，恰恰都主要来自于这些翻译书籍，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英国和日本的政体制度，但日英与大清国的差异之大，自然是必须要考量的，此外，日英政体是与其发展历史、宗教信仰等有着直接关系的。但此种诸多庞杂理论书籍，尚未翻译，所以康有为是没法了解的，故其变法理论仅基本见识有限的翻译书，加上自己走马观花式的香港、日本等地游览，是不足以了解透彻的，所以其变法理论之残缺，就可想而知了。
接着再看第二点，说到思想，康有为的思想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即汉学。在汉学的层面上来看，康有为确实比梁漱溟等国学大师要高。汉学水平高，固然是好事。可是一旦走进教条主义的死胡同，便不是什么好事了。康有为来了个通经致用，与己不同，全部一杆子打死，不允许有中间派。甚至连以翁同龢、张之洞等开明派也拒之门外，那么康有为领导这个变法岂能不失败？失败实在是必然也！
最后看看第三点，任何变法，无论理论多好，思想多深刻，说到底都得去实现。可是要想把一个变法大计，真正实践出来，搞出一番名堂，那么没有一定的政治才干，是绝对做不来的。
这于康有为而言，又是为难他了。
为何说戊戌变法必然失败？
严格来说，康有为最多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比较顽固、自我、孤傲的知识分子。这些特点搁在政治家身上，如同不搭调的行头，这是不匹配的。
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玩任性，但一个政治家绝对不可以的。
此外，康有为极具缺乏作为政治家所必须的“公关”能力、进退自如的应变能力、翻云覆雨的掌控力。比如明清考中进士的学生要拜主考官为老师，此风已经习俗，可是康有为却拒绝去拜，后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总算去拜礼部尚书许应骙为师，可是康有为性格狂妄，虽拜其为师，却与其关系搞得十分糟糕，简直是水火不容。到康有为受到光绪重用，主持变法的时候，因许应骙弹劾康有为，康有为便借光绪重用要求罢黜许应骙，结果光绪袒护康有为，就罢黜了许应骙。这是戊戌变法之初帝、后两党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这个人根本不知变法大局，而且小肚鸡肠、公报私仇。如此，实乃变法之大忌。
更有令人惊诧的是，在光绪帝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的时候，康有为在“朝房”等待的间隙，恰好与朝廷要臣荣禄相遇。荣禄乃向康有为请教变法之事，荣禄说道：
“法嘛，确实是应该变的，可是持续了一二百年的老法，短期内怎么能变掉呢？”
康有为的回答简直如雷贯耳，他说：
“杀几个大员，法就自然可以变了。”
一个主持变法的头号领袖，竟然说出这般粗陋到极致的偏激之对策，简直怀疑康有为是否知道“变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倘若变法真如康有为说的这么简单，光绪帝何须用他来主持呢？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自己都能轻易办到了。
如今回看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除了康有为本身不具备三大素质之外。还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史上也有变法，但是变法的历史背景，与戊戌变法的背景是不能相比的。古代变法，变法思想没有根本改变，或者说大历史背景没有大的变化，而戊戌变法则处于在一个断裂式的历史转型期。
要想变有着上千年历史传统的法，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二是没有成熟的变法理论；
三是没有成熟的变法人才。
当然凡事追根究底，主要原因还是人的问题。戊戌变法之大旗，由狗头军师康有为来扛，实在是历史最大的错误选择，也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必然根由。
戊戌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