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不顾实际，片面追求“快、全、尽”的变法思想和步骤是戊戌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现实利益瓜分格局进行的重新调整，能否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阻力，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能否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因素。在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和维新派不从国情出发，不顾实际，片面追求“快、全、尽”的清末维新变法最终自取其败。这深刻的教训再次警醒我们：欲速则不达。
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失去了近代以来赶超世界先进潮流最好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为什么最终以失败告终？一直是国人不断探讨的沉重的话题。我认为在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不顾实际，片面追求“快、全、尽”的变法思想和步骤是戊戌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真相：一帮缺乏经验的热血青年“作”出的闹剧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洋务运动的温和措施不足以挽救中国，只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才能救中国。
“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布标志着维新变法进入了实际阶段，维新派开始不断地陈述“快变”、“全变”的变法思想。
如：
康有为宣称：“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这是“快变”思想；
梁启超曰：“统筹全局者······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
康有为称：“而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这是“全变”思想。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光绪帝完全赞同康、梁的主张，对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或“以为然”，或“点头称是”。
维新派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变法思想实际上是对洋务运动只重“西学”而不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修正，符合了当时中国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可是，它却在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具有着累计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根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易改变的守旧力量。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以“托古改制”来阐述自己的维新思想时，就遭到了守旧力量的全面攻击，痛骂其是：
“离经叛道、惑世诬民。”
“目无君上，聚众谋反，非杀不可。”
维新派的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求快的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不仅不能取得新政的预期效果，反而会危及到大清的统治，这是满朝文武所不能容忍的，更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慈禧发动政变时得以如此顺风顺水的原因。
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布了有关变法的各类诏令高达184条之多，平均每天颁布1.7条，如此高密度地颁发的法令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社会风俗、国防军事等各方面，可谓是“快变”、“全变”。
光绪帝在颁发诏令时既没有经过调查取证，也没有召开相关会议进行“集体决策”，颁发诏书的依据往往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和自己个人的主观理解，根本就没有考虑其可行性，也没有考虑到社会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和民众的需求性。
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一针见血地说道：
“他们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吃了。”
光绪帝把废八股作为变法的第一步：
“势必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
7月10日，光绪帝下诏：
“将天下祠庙悉改为学堂”
民众哗然，人心惶惶。维新派在文教上的“一刀切”式变法措施导致了“读书界”迅速聚集起了反对变法的势力。
维新派精简机构，裁撤部分官署衙门和冗员，被裁官员连带因之而失业者将近万人，还有10多位掌握实权的巡抚因此丢掉了地方大员的宝座，“流言纷云”、“京师震惊，外省悚惊。”
在这种咄咄逼人式的变法面前，维新派很快就招人厌了。
光绪帝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举国读书人：
“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也。”
大规模裁撤官员导致被裁之人夜不能寐，人人自危：
“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
这种“快变”、“全变”的“一刀切”式的变法思想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大冲撞，原有的既得利益瓜分格局受到冲击，“颇有民不聊生之戚”。于是，守旧势力迅速集结，形成了抵制变法的政治同盟。
王文韶就公开露骨地说：
“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王文韶的态度其实就是当时全国大小官员态度的一个缩影。这样，全国上下将维新派所提出的新政措施用“变通”的办法“一笔勾销”了。
洋务派并不属于守旧序列，他们同情、支持维新变法。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政坛上的实权人物，他在慈禧面前就自称为“康党”。
李鸿章要求资助强学会，康有为以其名声太“臭”加以拒绝。
李鸿章提出要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
“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完善。”
“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
“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名虽改而实犹存，不致冒昧从事，致滋贻误。”
从中我们可以详细看出，李鸿章并不反对变法，反而很“关心”变法。
可是，光绪皇帝不仅不领情，反而将李鸿章免职，“赶出”朝堂。事已至此，李鸿章只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走向了反对变法的道路，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决心将康、梁扳倒。
在当时的权力划分结构中，洋务派在中央和地方都占据着实权部门，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号召力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些都是维新派所难以企及的。
然而，维新派不仅没有将维新派纳入变法阵营的打算，反而将他们推向了反对变法的守旧阵营。
维新派本来就缺乏政治盟友，经过这么一折腾，就彻底把自己折腾成了“孤家寡人”。
光绪帝和维新派都是一群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空有一腔报国之情，而无强国之力。
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改革背后暗含的政治斗争是多么的可怕，完全没有弄清楚改革要依靠什么力量，孤立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只是凭借着一股爱国热情通过不断发布诏令来“除旧布新”。
维新派的爱国之情天地可鉴，变法之举“天理难容”。
变法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更改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整个国家从各方面来看都没有做好“大变法”的准备，社会各阶层对于变法都需要一个不断认识、熟悉、接纳、消化的过程，维新派根本就不了解这一“基本国情”，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顾实际，片面追求“快、全、尽”，最终将自己陷入灭顶之灾，自取其败，令人唏嘘。
如果维新派能够顺势而为，立足于“基本国情”，上团结洋务派，下抒民望，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着手，不做“速战速决”的幻想，那么戊戌变法也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欲速则不达，维新派的悲剧发人深省。
虽然维新变法的正面意义值得尊敬，但看待历史需要客观，维新变法的失败也启示我们：欲速则不达，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和与实际相适应的步骤，“磨刀不误砍柴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向成功。
否则盲目行动只会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最终招致失败。
戊戌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