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常被拿来对比：为何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不过，是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那么，三十年后，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为验证这一观点，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去国行》，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其次，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再次，探讨被梁誉为“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的思想、行动和影响。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
《去国行》的诞生及内容
1896年，大清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效法日本，变法图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政诏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启动。9月21日，慈禧软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同日，梁逃入日本驻北京使馆，数日后化妆出城，逃往天津，旋即乘日舰，流亡日本。关于当时的心境，亡命途中所作《去国行》有云：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感叹道，国难当头，儒生们庸碌无能，只知随风附和。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励精图治，怎奈妖后、奸佞当道，无力回天。君友蒙难，自己逃出生天，忍痛舍弃故国，东渡日本求援。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
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
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日本古称君子国，与中国“同文同种”。从地缘上来讲，两国面临沙俄这个共同敌人，唇亡齿寒，巢覆无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两年前签了《中俄密约》)。梁决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纾国难，“大邦”日本一定会出手相助。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
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
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
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梁继而慨然怀古：当今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将军窃取大权，把持朝政，操纵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于人，暗昧无知，形同附庸。唯萨摩、长州等藩志士，践锋刃、赴汤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云集而响应，连战连捷，终于改天换日。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几凌驾于欧美。世人只知歌之乐之，却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头颅换来。
吁嗟乎!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幕末志士的年龄多在30岁前后。有感于此，时年26岁的梁决意效仿他们，建功立业。梁的榜样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乡隆盛。安政大狱时，月照和西乡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月照死，西乡获救。西乡隐姓埋名，积蓄力量多年，后主导“萨长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乡这样的行动家，那就做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阴)这样的思想家，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相机再起，卷土重来。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时，大清没来得及“维新”就一命呜呼了。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有什么不同？
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认识误区
梁任公的诗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笔锋常带情感，极具鼓动性。《去国行》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和澎湃的内心告白。诗中对明治维新的描述极具时代特色，与其说它反映了史实，不如说反映了梁对明治维新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这一倾向，在他抵日后写给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梁在信中说，中国局势与明治维新前夜的情形极为类似：光绪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将军;满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体论者”，变法人士即“尊王讨幕论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公武合体论”都不可能成功。不过，相较于日本，中国的维新事业更加困难，原因有三。(1)皇室与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与光绪却有母子之名。(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两无干涉，而光绪与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3)“萨(摩)长(州)土佐”诸藩坐拥兵权，而“敝邦之长门(即长州)”的“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
慈禧与光绪
乍看之下，梁的这种比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充满了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断。
首先，皇室与幕府本无君臣之分。梁的这种认识或受到了“大政委任论”的影响。所谓“大政委任论”，是指将军受天皇委任统治国家的理论。事实上，这只是德川后期某些神道学者和尊王论者的发明。
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来的。将军的霸权基于德川武士团的强大兵力和雄厚经济实力。江户时代，将军直辖400万石的领地(如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则高达1000万石，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和“旗本八万骑”的武士团。而天皇无权无势，不能将国家授予谁。恰恰相反，天皇在德川时代备受优待，完全依仗将军的援助。
其次，梁认为将军和天皇两无相涉，但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不可能独立于将军存在。德川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格限制天皇(禁中)和公卿贵族(公家)的活动。天皇仅负责祭祀、颁历、改元和叙位任官等，其作用形同橡皮图章。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无权颁发荣誉称号，甚至无法赠予生父尊号(如1627年“紫衣事件”和1791年的“尊号事件”)。
不过，因为天皇拥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德川中后期，幕府将“尊皇”与“敬幕”联系起来，以加强己方的权威。“敬幕”就是“尊皇”，“尊皇”就要“敬幕”。国学和神道研究随之兴盛。在对外危机严重的德川后期，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相信“大政委任论”。明治维新前夕，幕府也开始利用这一理论，以图重建权威。只不过他们主导的“大政奉还”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第三，梁认为在“倒幕”运动中志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就整个幕末政治变革来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大名”(拥有10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生父)、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这四人后来被称为“幕末四贤侯”)等“大大名”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高贵的门第，对国家事务却无发言权。他们因此对幕政不满，力主改革。
幕末四贤侯(左起依次为岛津齐彬、松平春岳、山内容堂、伊达宗城)
“大大名”主张通过“公武合体”克服内外困境。所谓“公武合体”，是指将军(武)放弃独裁，与地方大名(武)以及京都朝廷(公)联合起来，重组国家政权。至明治维新前夕，“公武合体论”一直是幕末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就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1846-1867年在位)也赞同这种观点，而反对“尊王讨幕”。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招致讨幕派公卿和“尊王”志士的不满。他在35岁壮年突然去世时，也就产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杀的传言。不过，幕府在内乱和外压之下一再错失良机，“公武合体论”的重镇萨摩藩1867年转向“倒幕”。次年，倒幕派发动政变，控制天皇(夺玉)，宣布废除幕府。戊辰战争爆发。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击败幕府军。德川政府倒台，明治政府成立。
《去国行》在梁抵达东京10天后，刊登在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上。在此前后，梁还给伊藤博文写了信，请求他救助光绪帝和维新志士。梁相信，诱之以利(联中抗俄)，动之以情(同洲同文同种)，晓之以理(尊王维新)足可以打动日本朝野，并唤起他们对中国维新大业的共鸣和热情。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不但未出手相助，反而在清政府的抗议下下了逐客令。日本舆论也批评康梁的主张“急激”、“不切实际”，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对此，梁曾致信品川弥二郎，以吉田松阴为例对此种观点进行反驳。品川出身长州，曾受教于松阴，维新后因功被授予子爵。梁在信中说，松阴先生讲过，“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梁赞同松阴提出的“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的变革方略，认为在“数千年之疲软浇薄”的中国，“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信末更附上一笔，“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高杉晋作，号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这就是梁日本化名的由来。(《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一册，第312页)。
梁推崇吉田松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梁认为松阴乃是日本维新之首功。这是因为，“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自由书?成败》)。也就是说，长州藩志士主导了明治维新，而他们多是松阴的门生。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他的思想被门生继承，并成为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松阴文钞》)。
第二，松阴的“尊王攘夷论”深深地吸引着梁。松阴呼吁申张“君臣大义”，尊崇天皇，建立“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国家体制，抵抗外夷，捍卫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讨灭”屈服“外夷”的幕府。这些内容与梁的主张一拍即合。当时的梁盼望“圣主”光绪帝复位，主持维新大业，以救亡图存。
第三，松阴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着梁。松阴是敏锐、大胆、热烈的思想家，也是真挚、疯狂而奇异的行动派。他认为，思虑过甚会畏手畏脚，只有依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狂愚精神”才能打破窠臼，开辟出路。这种“急风骤雨”般的人格特质将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最终又与他们中的大半绝了交。安政大狱时，孤愤的松阴选择为理念和道路殉死。幕府根本没怀疑到他，他却主动坦白意图暗杀老中，在京都举行暴动，联络皇室敦促长州藩倒幕等计划。三个月后，松阴被处死，终年三十岁。
松阴是炸弹般的人物。他对幕府发动的“自杀性”攻击，激发了长州藩的志士们，所谓“一夫敢射百决拾”也。以松阴之死为契机，他的朋友木户孝允，门生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投身到“尊王攘夷”运动中，最终推翻了幕府。那么，如果松阴真是“新日本之创造者”的话，他的“尊王攘夷”构想在维新后得以实现了吗?
150年前的3月14日，15岁的睦仁发表《五条御誓文》。半年后，改元“明治”，睦仁即为明治天皇。当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志士们成了维新元勋。既然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他们要将“尊王攘夷”付诸实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明治政府并未真正“尊王”。维新元勋们把持着政权，明治天皇一直未能“亲政”。基于“万机决于公论”的原则，日本颁布了宪法，开设国会。在“天皇主权”的名义下，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松阴“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构想从未得到实现(只有二战时的日本，才接近于这一构想)。
“攘夷”更被抛诸脑后。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开国”政策。日本全面向“夷狄”学习，引进技术，兴办教育，开放舆论，启发民智，推行信教自由。
“尊王攘夷”仅是为扳倒幕府提出的口号。目标实现后，口号也就随之消失了。
维新认识为何出现偏差?
梁是个出色的报人，虽然喜欢夸大其辞，但并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蹩脚史学家。他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他的主观“移情”，另一方面则源于明治政府炮制的“萨长史观”。
萨摩和长州作为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几乎垄断了政军两界所有的高级官职，形成“藩阀”。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讲得对：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藩阀”控制着明治政府，也就控制了明治维新的解释权。在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里，萨长是开明的、正义的，幕府是守旧的，反动的。萨长是“尊王”的、“攘夷”的，幕府则是弄权营私，卖国通敌的。萨长的志士们胸怀天下，见识卓越。幕臣们则抱残守缺，鼠目寸光。其实，幕府不见得守旧，萨长也不见得“尊王”。不过，当时的梁无法认识这一点。
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但在最关键一点上，他却是对的：萨摩、长州、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中国各省的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还要等到两年后的“东南互保”之时。
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大名分权、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德川政权建立在将军对大名的相对优势之上。尽管幕末志士主导的串联，说服，少数人之间的谈判，论争与秘密结盟，对对手的威胁，暗杀，和小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但只有拥有制衡将军力量的“大大名”决定改变时，才能打破局面。坂本龙马说过，“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二十四万石之大名(指土佐藩主)，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龙马将土佐藩作为后盾，土佐藩则将其视为棋子。
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历史也是如此。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前，幕府和“大大名”之间围绕“攘夷”和“十四代将军候选人”问题爆发的一系列政争，标志了德川政体开始瓦解。
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观条件，历经种种挫折和演变，终于粗具近代国家的规模。康梁等人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依仗皇帝的支持，比着葫芦画瓢，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但是，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戊戌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