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对于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我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即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一带旅行的时候，知道当年的流放犯曾对着这个地区一圈巨大的城墙墙根遗迹深感惊讶。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历史学造诣的大学者，他们也想不出在遥远的古代这儿曾屹立过一座什么都城。
他们凭常识即可判断，拥有如此宽阔的基座的城墙一定是极为宏伟的，那么这座都城也一定气势非凡，但它为什么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中的少数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测，但他们是严谨的学者，身处的恶劣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检阅资料、测量挖掘，他们也只能把猜测咽进肚里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联想到中国流传极广的那个有关诗人李白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李白有一次因皇帝求他写点东西居然要朝中显贵杨国忠替他捧砚磨墨，高力士替他脱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写什么重要东西可以容忍我们的诗人如此大摆架子呢？人们记得，原来皇帝收到一个叫做渤海国的番国送来的信，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识那种文字，很丢人，后来还是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解决了问题。李白要帮着皇帝写回信，当然可以摆摆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当作历史来相信，但流放者们发现的城墙墙基，却确确实实就是渤海国首都的所在地！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绵延到远处。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寻得干干净净，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呆着。再往里走，看到了也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
据说还无意地或有计划地从地下挖出过不少零星物件，蛛丝马迹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证，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30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10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也有5里，内中排列着5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着我参观的牡丹江文化局副局长刘平先生以前曾负责过这里的发掘和管理工作，他说，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不仅是渤海国的百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着5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数万人的现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一副何等样的景象！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渤海国是当时东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自治藩国。可以想象，刚刚从一种比较原始的游牧生态走过来的部落，要不要接受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会经历一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翻来覆去斗争了好多年，终于以先进战胜保守，以文明战胜落后，在大仁秀时期（817—830）达到鼎盛，世称"海东盛国"，其首都与唐朝长安一东一西地并立于世。但是，切莫乐观，先进真的战胜了保守吗？文明真的战胜了落后吗？
未必。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搬到社会历史上来常常碰壁。
唐代的渤海国，为何就突然消失了？
"海东盛国"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忌恨了，它与唐朝的亲密交往也太让别的游牧部落看不惯了，它所汇集的财富太让人眼红了，它拥挤的街市太能够刺激别人的占领欲了，它播扬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别人要来吞食它的野心了，于是，它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时期，千万不要为万众瞻仰而高兴，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严重的危机已在那里埋伏。
大仁秀时期才过去100年，公元926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像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戏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但仔细一想，这个结尾却也是合乎逻辑的。
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盛唐文明，怎么还会被游牧民族所灭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会频频出现。遥远的唐朝有时可以在实力上帮点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经历着复杂的内部斗争，后来自己也灭亡了，怎么帮得上呢？因此，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
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
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
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不错，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国首都城墙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韧的心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还不至于很快就退化，但野蛮者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契丹人占领渤海国首都之后，先是尽情地抢掠了一番，后来发现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无声的砖石檐墙、大街通衢也会构成一种强大的故国之思和复仇意念，要去捕捉却又不知去向，以为没有了却又弥漫四周。契丹人恼怒了又胆怯了，胆怯与野蛮一结合总能做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坏事，他们下令腾出首都，举国南迁，逃开这些街道和楼宇，拆散这些情绪和气氛，然后放一把大火把这座都城彻底烧毁。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时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记得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石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粘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断裂。这场火看来实在是不小，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是烧沸了的，那么，远远滋润着它的无数水源也都会连带着燥热起来，在地下蒸腾。
但是蒸腾也就蒸腾罢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却，朔北的长风把最后一缕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热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从渤海国南迁的人四处散落，几代之后，连一个渤海人的后裔也难于找到了。
我们仍然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渤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