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哀悼皇帝的驾崩，整个北宋国内子民无比哀痛！
宋仁宗赵祯逝去世，为何国内外皆痛哭流涕？
岂止是国内，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一个国家的皇帝死了，让本国黎民百姓哭得涕泪横流的事，屡见不鲜，但让邻国敌国的百姓和皇帝痛哭，并且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一位皇帝。
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的过人之处，即“仁”。宋仁宗亲政后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仁宗在位41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他在位几十年里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大家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繁荣。他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修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科学文化文明发展的顶峰。
应该说，赵祯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他之所以被历史学家称誉为“守成贤主”，主要体现在他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上，“澶渊之盟”主要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使得北宋“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兵器），使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他在位期间虽然发生了和西夏国之战，但因策略应对大致得当，双方互有胜负，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由此，大宋又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赵祯“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帝王时代，确实比较少见。他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如果从宋仁宗执政时制度看，当时的制度运作、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共治”。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为以“执政”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为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所以他 “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价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百事不会”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在宋代，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宋仁宗能自觉遵守君权的界限并努力践行，实在难能可贵。
从下面两件事上可看出这位仁君胸怀确实大度。
在朝廷行政事务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皇宫妃嫔虽不少，但赵祯最宠的是聪明伶俐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的制约下，赵祯每次提议这事都被驳了回去。张贵妃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这天，赵祯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赵祯至殿门，拉着赵祯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赵祯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赵祯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赵祯脸上。赵祯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赵祯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赵祯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出了名的刺头谏官吗？”包拯更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赵祯不禁接受他的建议，竟然从未怪罪他。包拯病逝后，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赵祯性情文弱温厚，不事奢华，身为九五至尊，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日，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宋仁宗赵祯亲政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士大夫的宽容，他在位期间从未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应给予严惩治罪。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赵祯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赵祯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赵祯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赵祯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上述事件，倘若是朱明王朝和满清“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嘉祐四年，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擅权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无能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更令人感叹的是，当后世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是否能见证仁宗的另一“仁政”?他在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
宋仁宗赵祯，历史已经用“仁政”，去世“引得远近皆哭”为其盖棺定论。从公元1063年到公元2016年，历史已经流逝950多年，这950多年间，王朝兴衰更替周期律一直循环往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朝更迭历史过程已证明，这块土地上的亿万万百姓，有幸赶上仁政、体验仁政、安享仁政，大多是梦想而已。
转自公众号：丁建嵘的东书房
宋仁宗赵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