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仁的宋仁宗为什么要动用残忍的凌迟之刑？

凌迟在宋代并非法定之刑，但偶尔会被用来对付穷凶极恶之辈。不过，宋朝凌迟的行刑方式，倒不是明清凌迟那种“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而是“先断斫其支体，次绝其吭”，但这也已经非常残忍了。宋真宗时，曾有一位叫做钱易的士大夫，上书请求废除凌迟等法外之刑：“窃见近代以来，非法之刑异不可测。不知建于何时，本于何法，律文不载，无以证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杀人、白日夺物、背军逃走与造恶逆者，或时有非常之罪者，不从法司所断，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望乞自今后明下诏书，断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绞、斩。”

宽仁的宋仁宗为什么要动用残忍的凌迟之刑？

钱易看来并不知道凌迟之刑建于何时、本于何法。后世学者的研究表明：凌迟作为一种法定刑名，最早见于辽朝。大辽立国后，“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意思是说，对契丹人及其他部落适用契丹习惯法；对辽地汉人则沿用唐朝律令。而凌迟之刑只用于契丹人。由此可见，凌迟应该来自契丹部族的习惯法。

宋人对凌迟的称呼，有时也记作“陵迟”，有时又记作“凌持”，这是音译外来词的常见语象，看来“凌迟”应该是对契丹语的音译（参见孔学《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据此，我们认为，凌迟之刑起源于辽国，并于五代时传入了中原，但毕竟不是中原王朝的法定刑。宋末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称“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昭陵”即永昭陵，指宋仁宗。马氏言外之意，可能是暗示宋仁宗“轻用”凌迟之刑。

宋仁宗确实曾经下诏启用凌迟。那是天圣九年（1031），仁宗皇帝颁下一道诏书：“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资；捕杀者，重其赏。”首次以敕令的形式提出在特定范围内适用凌迟之刑。如果是其他君主动用凌迟，我们不会觉得意外；但宋仁宗下诏启用凌迟，真的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仁宗显然是一位仁厚之君。宋人笔记《北窗炙輠录》记录了宋仁宗的一桩轶事：一日早晨，仁宗视朝，面色很差，大臣问：“陛下今日面带倦容，为何？”仁宗说：“昨晚睡得不好。”大臣疑之，以为皇帝昨夜“操劳”过度，于是进言：陛下请保养圣躬，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仁宗大笑说：“卿想到哪里去了？只是因为肚饿，才失眠了。”大臣皆大惊，问：“怎么回事？”

仁宗说：“昨晚睡觉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吃烤羊排，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因此饿了一宿。”大臣说：“何不令御厨供应？”仁宗说：“我也想过，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后世子孙自此仿效，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还是忍点饿算了。”

《北窗炙輠录》的作者感叹说，“呜呼，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虑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呜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

另一本宋人笔记《东轩笔录》也说：“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曾有一名叫做韩中正的官员，在担任司法官任上，犯了“失入人罪”的错误，被停职。多年后刑部又举荐他当“详覆官”（负责复核刑案的法官），宋仁宗仍记得他的名字，说道：此人以前不是失入人罪吗？“既尝用法不当，乃可以为法官乎？”诏令台谏弹劾举荐者之罪。

元人编撰《宋史》，赞颂宋仁宗：“《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但就是这位庙号“仁宗”的君主，却特别下诏宣布对荆湖地区的“杀人祭鬼”犯罪分子动用凌迟之刑。这又是为何？有些网友看了一点简单的介绍，大骂宋仁宗是“残暴而伪善的典型”。但我敢说，这些网友对历史认知十分浅薄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宋仁宗伪善的可能性。

要理解宋仁宗为什么会启用凌迟之刑，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感受一个正常人面对“杀人祭鬼”行为时的爱憎。今天的人可能不知道：宋朝之时，巴峡、荆湖一带，民未开化，一直保留着诸多原始而野蛮的部落习俗，其中最为违背华夏文明的恶俗，便是“杀人祭鬼”。让我引述几名宋朝人的记述吧——

北宋淳化元年（990），一位叫罗处约的官员出使峡州，向朝廷报告说：“巴峡之俗，杀人为牺牲以祀鬼，以钱募人求之，谓之‘采牲’。”当地土著向祚、向收兄弟，收受富人十贯钱，替其“采牲”，诱杀县民李祈之女，“割截耳、鼻，断支节，以与富人”。这个案子震动朝廷，宋太宗遂下诏“剑南东西川、峡路、荆湖、岭南等处管内州县，戒吏谨捕之，犯者论死”。

然而，尽管官方严令禁止，但巴峡、荆湖一带的“杀人祭鬼”之俗，却未能禁绝。到了宋仁时朝，还有官员记述：“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荆湖地区“杀人祭鬼”的恶俗非常顽固，南宋淳熙年间，还有地方官员向朝廷报告说：“湖外风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儿妇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陷穽，沃以沸汤，糜烂肌肤，无所不至。”直至南宋后期，还有荆湖地区的地方官发布了“杀人祭鬼禁约”：“访闻本路所在乡村，多有杀人祭鬼之家，平时分遣徒党，贩卖生口，诱掠平民，或无所得。则用奴仆，或不得已，则用亲生男女充代，脔割烹炮，备极惨酷，湘阴尤甚。……如有违犯，不分首从，并行凌迟处斩，家属断配，家业抄籍充赏。”

请想象一下：当这些报告“杀人祭鬼”恶俗的奏疏送达御前，如果你是宋仁宗，你会不会感到愤慨？内心有没有生出一种试图以重典惩治之的冲动？我相信，宋仁宗应该是深深震惊于“杀人祭鬼”的野蛮行径，才愤然下诏：“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

但是，今人对这种基于激愤的重典主义提出抨击，也是对的，因为凌迟一旦成为刑名，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尽管宋仁宗本人已注意到凌迟之刑被滥用的情况：明道元年（1032），他又下诏限制凌迟的适用：凡“获劫盗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凌迟，须奏听裁”。然而，凌迟之刑毕竟还是出现了滥用之势：宋神宗时，“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

南宋时，凌迟之刑的施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不安，陆游向皇帝上了一道札子说：凌迟之刑，“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议者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乃谓如支解人者，非陵迟无以报之。臣谓不然。若支解人者必报以陵迟，则盗贼盖有灭人之族者矣，盖有发人之丘墓者矣，则亦将灭其族、发其丘墓以报之乎？国家之法，奈何必欲称盗贼之残忍哉”？

到了元明清时期，凌迟更是被列为法定刑，执行方式也向“千刀万剐”的极端化演化。北宋初钱易对凌迟之刑的忧虑——“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则后代相承，益为常行矣”，终于成了残酷的现实。

所幸，在今日的文明社会，已完全不存在凌迟之刑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对某个恶贯满盈的罪人发出“凌迟处死”的呼声时，只不过是强烈表达我们的羞恶之心而已，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