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虽然基于真实的历史，但它们本质上是小说，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是艺术加工。
艺术源于现实，但历史类小说与真实的历史差异巨大：前者注重戏剧性，时常充满理想化与浪漫主义；后者凸显一个“真”字，也许枯燥乏味、冷酷无情，但在阅历足够的朋友看来，它更加震撼人心、充满借鉴意义。
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瓦岗寨为例，在真实的历史上，这里谈不上有多少兄弟情义，更没什么混世魔王，更多的是人性与利益，充满了背叛与尔虞我诈；
它虽然实力强劲，但顶多只算个军事团伙，距离足以创造一番伟业的政治集团还差得远；
最初的瓦岗军，只是一群在乱世中打家劫舍、胸无大志的强盗团伙。
隋朝末期的某一年（具体年限不详，应在公元616年之前），东都洛阳的法曹（掌管司法、狱讼）翟让犯法当斩。他向来骁勇彪悍，在当时的乱世中当属潜力股；于是，在收监期间，他被欣赏自己的监狱官黄君汉擅自释放，其后逃到了瓦岗寨（河南安阳市滑县内），纠集起一伙彪悍之徒落草为寇，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需要注意一点：翟让是韦城人，在当时隶属东郡，距离瓦岗寨极近。翟让选择在自己家乡附近落草，想必是考虑到地形熟、人脉广，即想占据地利、人和。
事实确实如此：同乡单雄信也同样骁勇，对马槊（重装骑兵所用长矛）这种兵器运用得尤其娴熟，乱世对这类人而言无异于天堂。听说翟让聚众起事，他便在乡里拉了一票年轻人前来投靠，其中就有年仅17岁的徐世勣。
徐世勣让瓦岗军实现了第一次突破。此人年纪虽小，但境界极高；他清醒地指出：东郡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众人不应当在这里打劫，毕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而附近的荥阳、梁郡境内汴水流经，不如去劫掠那些过往官船、商船，不仅油水够足，而且没有误伤熟人的尴尬。
翟让觉得这话在理，于是瓦岗众人便专门跑到附近两郡打劫，果真赚得盆满钵满，附近的不法分子纷纷前来投奔，队伍逐渐扩大到上万人。
但此时的瓦岗军，本质上仍是强盗。但随着李密的到来，在这位关陇集团贵族的指点、带领下，瓦岗军实现了第二次突破。
李密是西魏八柱国李弼曾孙，标准的关陇贵族世家。隋朝末年，民间流传“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多个李姓大族遭到隋炀帝杨广的猜忌、打压，本可以继承家族爵位的李密也被赶出了朝廷。
悲催的李密从此走上了反隋的道路。公元613年，他作为智囊、跟着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不过很快落败，不幸被捕。
但在被押送的途中，李密伺机逃脱，随后改名换姓、辗转于关东地区，到处躲避官府的抓捕。期间，他曾落魄到吃树皮充饥，还连累了好几位亲友被杀，命运可谓惨烈。
为了活命，也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李密计划“借壳上市”，他盯上了周边的各股起义（造反）势力，希望加入其中最具实力、最有发展前景的团伙。
起初，李密游走于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多股草寇之间，苦口婆心地向他们阐述自己的“取天下之策”；当然了，对方一开始觉得李密这是在开玩笑：我们只是在乱世中混口饭吃的流寇而已，如果跟朝廷硬钢，分分钟被捏碎，哪敢奢望什么天下！
不过，谎言说了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更何况李密算不上说谎。随着他不屈不挠地洗脑，加上大家对他的出身、家世有所了解，开始逐渐对其投以敬重的目光。不过，至于“取天下”，自然是没人接招。
经过一番分析比较，李密认为翟让一部最具发展潜力，便经由王伯当的推荐投靠了瓦岗寨，并且替其招降了多支小股流寇，由此得到了翟让的信任，得以参与队伍的参谋核心业务。
一开始，当李密劝说自己学习刘邦、席卷天下时，翟让也是目瞪口呆：我们就是伙苟且偷生的盗贼而已，哪敢跟汉高祖刘邦相比？
不过，随着李密发挥自己的忽悠能力，吸引越来越多人物的投奔后，翟让的心思开始动摇；紧接着，李密通过瓦岗军师贾雄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劝说翟让改变了主意：主动出击、由草寇转型为起义军。
不久后，李密策划了一起堪称完美的军事行动，不仅挽救了瓦岗军，也让自己成了新的领袖。
随着瓦岗军进攻荥阳，杨广派名将张须陀前来征讨。张须陀作战勇猛，麾下有秦叔宝、罗士信等悍不畏死的猛将，在之前几乎无往而不利。
历史上真实的瓦岗军：没有快意恩仇、江湖义气，只有人性的现实
面对这支精兵，翟让屡屡落败，到了后来甚至一听说张须陀的名字就吓得想走为上策。但李密扭转了这一局面，他设下埋伏，诱使隋军入围，随后调集翟让、徐世勣、王伯当多支部队合围，隋军大败、张须陀战死，余部跟着裴仁基退守虎牢。
通过这一战，李密挽救了瓦岗军，威望与日俱增，翟让也不得不授权他自己建立一支队伍。
行家出手、非同小可。李密所部名为“蒲山公营”（蒲山公是李家在周、隋两朝的爵位），完全按照正规军队的套路进行管理，它号令严明、纪律森严，俨然有“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风范；加上李密本人为人勤俭，所有的战利品都分给将士，于是这支队伍的战斗力逐渐鹤立鸡群，却也遭到了翟让所部的排挤（无非是出于畏惧、眼红）。
眼见李密的势头有超过自己的架势，翟让一度提出与对方分道扬镳；但在随后，当看到李密所向披靡、收获颇丰，翟让由心生悔意，厚着脸皮掉头继续与李密结伴。
公元617年，李密让瓦岗寨实现了第三次突破。
这一年，在他的策划下，瓦岗军趁着东都洛阳分身乏术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兴洛仓。
兴洛仓，也叫洛口仓，它是隋朝最大的粮仓，共包含3000个粮窖、每窖储粮8000石（大家可以算算有多少斤）。在乱世中，粮食等于战略级武器，李密提议攻占这里，就是看中了其带来的后续效应。
瓦岗军占领兴洛仓后放粮赈灾，以吸引各路人马前来投靠；东都洛阳自然急了眼，越王杨侗派出2.5万兵马前来镇压，但却被李密干脆利落地击败。
这一回翟让也无话可说，他联合众人推举李密为王，建国号为“魏”，其后改元、设置官府。为了安抚瓦岗老人，翟让被拜为上柱国、司徒，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三人组成了李密的核心团队。
随后，在海量粮食的吸引下，南到江淮、北至燕赵，各股起义军纷纷前来投靠，“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李密就地修建洛口城，随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势头一时无两，被公认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接下来，李密与东都洛阳进行了拉锯战，并且还占据了回洛仓，长期向洛阳施加巨大压力。期间，隋将裴仁基投降瓦岗，李密也由此得到了秦叔宝、程咬金（后来改名程知节）等当世名将，他随之建立起一支8000精锐组成的队伍作为自己的禁卫军。
在同期，李渊正策划起兵，兵力、影响力完全与李密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太原起兵后，李渊为了稳住瓦岗军、避免腹背受敌，曾故意以极低姿态给李密写信、称其为“兄”，为自己争取到了集中精力博取关中的机会。
但达到巅峰的李密，却带领瓦岗军走向了下坡路，他的失败基于三大原因。
第一，战略失误，长期围攻洛阳、错失占据关中“形胜之地”的机会。但这一现象也许事出有因，毕竟他的将士大多是关东人士，而且他无法舍弃兴洛仓这一战略武器；
第二，残杀自己的恩人、战友翟让。随着李密声望日隆，忠于翟让的瓦岗旧部心生不满。为了除掉隐患，李密设下鸿门宴，残杀对自己并无坏心的翟让，负伤的徐世勣被王伯当救下，而单雄信则跪地求饶，瓦岗元老三巨头被摧毁，权力彻底集中于李密一人之手。但这一凶悍行为，也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种子。
第三，甘当棋子，与隋朝西归军硬碰硬、极大削弱了瓦岗军。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江都政变，弑杀了杨广，随后带着十余万想念故乡、一心回到关中的禁军西归。为了扑灭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叛军，洛阳与李密达成协议：招降瓦岗，命其戴罪立功、诛灭宇文化及。李密没留任何后手就全盘接受，随后率领全部主力迎战宇文化及。
此战瓦岗军虽然获胜，但也元气大伤，“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而东都的王世充则发动政变，断绝了瓦岗军的招安之路。
随后，当以逸待劳的王世充对瓦岗军发动奇袭时，单雄信等将领却看不清形势、一味求战，李密本人也失去了清醒的判断。
随着瓦岗军一战落败，李密仓皇逃亡关中，不久后因试图叛乱被杀；
单雄信等将领则投降了王世充，站到了唐朝的对立面。后来洛阳城破，李世民极度反感这位毫无忠诚度的悍将，将其处死；
徐世勣坚守君臣之道，跟随李密归降李唐，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勣；李密身死，他继续效忠唐朝，后来成长为与李靖并称的初唐两大名将；
而秦叔宝、程知节，起初无奈归降了王世充。但不久后他们不屑王的为人，在一次出征途中于阵前辞别，投奔了李唐王朝，最终跻身于凌烟阁24功臣之列。
罗士信，起先归王世充，不久后也投靠了李氏家族，后来在与刘黑闼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演义中的罗成，极有可能以其为原型。
由此看来，瓦岗军的主体最终被唐朝吸收。这支缺少系统政治纲领、没有明确战略方向的军事集团，也许只有在李唐这里，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
瓦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