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920年8月17日在《晨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论及“民意”时指出：“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应当说，这句话集中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对袁世凯一生的大体看法和最终评价。很显然，李大钊并未因袁世凯最后“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全盘否定其曾“以符合民意而再起”等历史功绩，依然认为当时已经死去4年的袁世凯是“杰”，只是为“一世怪杰”。
李大钊为何将袁世凯称为“一世怪杰”
毋庸讳言，李大钊在走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前后，曾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抱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对袁世凯在民国建立伊始的执政措施抱有比较拥护的态度。这似乎很难令人置信。其实，只要从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考察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就不会觉得有多么奇怪。就袁世凯本人来讲，其“以符合民意而再起”，为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实现南北统一，建立共和，毕竟起到了堪称关键性的作用；而他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倒行逆施，图谋称帝，也毕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李大钊当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对这样一个异常显赫的极权人物，必然也得有一个认识过程。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的李大钊，其可贵就在于，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经切实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貌，便立刻义无返顾地置身于反袁称帝的斗争之中。
袁世凯曾是李大钊心目中的“民国开幕英雄”
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一直归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管辖。直隶，特别是离乐亭县不算特别远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衙门所在地天津，为袁世凯的主要发迹之地，也是袁世凯留下赫赫政绩和莫大影响之地。不可否认，李大钊求学历程的转轨，与袁世凯在清王朝推行所谓的“新政”期间所起的重要作用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
李大钊十几岁时，曾经两度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在1902年，他13岁时，据说是在童试时因“污卷”而未考中；第二次是在1905年，他16岁时，这次考得比较顺利，相继通过了在乐亭县举行的县试和在永平府首城卢龙举行的府试，只等再通过由直隶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即可考中“生员”，成为民间所说的“秀才”。然而，据李大钊本人在《狱中自述》中追述，这一年秋天举行的童试，“试未竟，而停止科举令下”，他未能，也不用再进院试的考场，便以“府试中”的成绩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这一变化，使李大钊在刚刚步入青春期，就一下挣脱了科举制的禁铜，开始径直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这是他整个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而清廷之所以在各地的童试尚在进行当中，就下达“停止科举令”，与袁世凯在其中起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03年春天，袁世凯就与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要求递减科举，加快改办新式学堂的进度；1905年9月，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再次提出奏请，敦促清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新式学堂。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05年9月2日颁布了“停止科举令”。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使李大钊在当时和以后都受益匪浅。当他了解到清廷下达“停止科举令”的内幕以后，不可能不像当时的许多学子一样，对被人赞为“尤于劝学，注意独挚”，“造新世界，不祖故常，毅然人告，变易文场”的直隶“父母官”袁世凯抱有异样的好感。
不可否定的史实是，袁世凯督直以后，就对停科举、办学堂颇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魄力。1902年，即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那一年，袁世凯就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并于次年在北洋大学堂设立了法科，开了中国近代正规法学教育的先河；1906年12月，李大钊正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袁世凯又在天津创办了比各省拟办或正办的法政学堂高级得多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不仅面向直隶，而且面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招生。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凌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结束在永平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活，赴天津考入的就是这所学堂。李大钊若是在青年时代见过袁世凯的话，则应是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后的事情。在入学之初，他很可能与同学们一起，见过很想把他们这批首届专门科学员培养成自己的嫡系政法官员的袁世凯。后来，尽管袁世凯在宣统皇帝登基后被迫下野，但他在这所学校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清朝总理大臣，继而又逼清廷退位，替代孙中山，成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待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临近毕业时，袁世凯的个人影响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他不少同学一样，不可能产生任何游离于袁世凯影响的思想和行动。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12年冬天，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师生组织的以拥戴袁世凯统治地位为主旨的政治性团体——北洋法政学会，他还出任了该学会的编辑部长。学会成立伊始，李大钊与一些同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共同批驳日本心怀叵测的学者中岛端刚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为遭到中岛端“信口雌黄，横施诋毁”的“民国开幕英雄”袁世凯，辩解再三，讴歌尽至。在批驳中，他和同学们称袁世凯是“不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顷”，“合南北而一之，融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的“大政治家”、“大经世家”，云“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话，不一定均出自李大钊之笔，但表达的却肯定是他当时对袁世凯的看法与情感。
李大钊曾经拥护袁世凯作为“中央统一”的象征
1913年春天，李大钊与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的郁嶷等同学创办了《言治》月刊，开始利用北洋法政学会主办的这个刊物议论时政，直接阐述自己的政见。
由李大钊和郁嶷主编的《言治》月刊总共出版了6期。在《言治》月刊的创刊号及以后的诸期上，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对时局见解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大哀篇》、《隐忧篇》和《“弹劾”用语之解纷》、《杂论暗杀与群德》、《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原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等论文，还有一些泽作。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表达的是自己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深蕴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出于维护新建立的中央政权和统治秩序的考虑，他“隐忧”外侵内患，特别是“党私”、“省私”、“匪氛”等“危机”(《隐忧篇》)；他慷慨悲歌，痛斥“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的“骄横豪暴之流”，“哀吾民之失所”(《大哀篇》)。他力陈直言，批评“争意见不争政见”，拥护中央政府裁去主张地方分权的“都督”，认为应当切实施行“中央集权”，反对任何人随意搞“弹劾”，极力主张“一院制”，同时也反对国民党人搞所谓的“二次革命”，等等。他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从维护民主共和和中央统一的立场出发，拥护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主要施政和治国方略，拥护袁世凯作为“中央统一”的象征，正式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尽管他也对袁世凯当时的一些做法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但他没有，似乎也不可能超越自己那时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所受思想的影响，也无法迅速摆脱北洋法政学会所隶属的“北洋”派的思想禁锢。
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是有自己思想主见的人。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局势的观察与思考并没有仅限于“北洋”这个圈儿。1912年冬天，他在参加北洋法政学会之后，又在校外参加了以“在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鼓吹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并出任了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总务干事。1913年6月，李大钊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在毕业后去北京办《法言报》期间，他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和接触，结识了一些主要的社会党人(其中不乏老同盟会员)，并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主办的机关刊物《公论》第4期(1913年7月15日出版)发表了自己的京城感怀诗作《吊圆明园故址》。同时，他还通过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关系相当密切，当过袁世凯多年幕僚的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孙洪伊，结识了袁世凯执政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时任众议院院长的汤化龙。汤化龙和孙洪伊都是由共和党、民主党等党派新组建的进步党的主要人物，两人对李大钊的文才和学识都比较赏识，决定共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以归而重用。而李大钊本人也是很愿意到日本去留学深造的，他不管汤、孙二人如何考虑，自己很想出国多学一些东西。这是这年夏天他进京的一“喜”。但紧接着他又不得不承受一“忧”——袁世凯政府在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的同时，又镇压了社会党人的正常活动，在北京将社会党的主要领导者和活动家陈翼龙悍然逮捕，并于是年8月6日予以处决。继而，社会党北京总部和天津支部等均遭查封。李大钊与同他一起组建了社会党天津支部的河南同学郭须静被迫躲离京、津。社会党遭到镇压的厄运，使李大钊不能不对袁世凯排斥一切异党的行经产生疑惑，并一度“非常羡慕一种适于/㈠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我的自传》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竭诚拥护“民国开幕英雄”袁世凯的思想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弯，他在是年9月1日出版的第4期《言治》月刊发表的《是非篇》等文章中，哀叹“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了。随着袁世凯大搞个人独裁统治的表演不断加剧，李大钊在自己文章中对袁世凯政权一些违背法制的做法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到这时，他对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的拥戴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再轻易赞同，而且有了轻蔑的口吻。他已觉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在思想上的“轻信”。
1913年10月，袁世凯采用种种手段，强迫国会上演了一出先选总统、后制定宪法的丑剧。正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他又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撤消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进而又于1914年1月解散了国会。李大钊就是在这期间离开政局越来越混浊的祖国，到日本留学去的。当时，他的心情毫无疑问是异常沉郁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也是异常担忧的。
李大钊在日本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反袁斗争洪流
李大钊到日本后，依然像在国内那样密切关注国家的政治形势，并对袁世凯在政治上的表演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他接连写出了表达自己新的见解的文章，继而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斗争洪流。
1914年5至6月间，李大钊在东京写出了换一个角度针砭袁世凯统治的《风俗》一文，并以文为媒，同流亡日本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志士结交，同时开始受到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等人的思想感染和影响。李大钊的这篇《风俗》，与他的另一篇《物价与货币购买力》，被章士钊编发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上(1914年8月10日出版)。1914年9月，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入学后，他又在《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1914年11月1日出版)和《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1914年11月10日出版)分别发表了《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和《国情》等文章，或明或暗地表达了自己对袁世凯统治中国的能力失望的心境。此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1915年元旦，他公布了新的《总统选举法》，欲当变相的世袭皇帝；紧接着，又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绝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早稻田大学已经就读几个月的李大钊再也坐不住了，他与众多留日学生一起在东京发起组织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1915年2月中旬，他满怀激愤，替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5月上旬，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令签订了“二十一条”。李大钊和一些留日同学一起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在《国耻纪念录》一书中发表了《国民之薪胆》一文。他在痛斥日本的霸权和侵略罪行的同时，对袁世凯政府“屈于敌”、“丧失国权甚巨”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时至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本来面目暴露殆尽，公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加冕皇冠。越来越看清袁世凯“伪造民意”本质的李大钊，彻底站在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行列。他与一些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并与湖南籍学生林伯渠、易象等组织的乙卯学会结盟，共同组建了留日学生中的最大反袁组织——神州学会，发誓“再造神州”。1916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组织的反袁斗争活动，当选为总会的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月末，他为了联系反袁斗争的有关事宜，回国去了一趟上海。在由横滨搭法轮赴上海的途中，望着太平洋上的汹涌波涛，他吟出一首五言长诗：“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其中“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等句，表达的无疑是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和悲伤的心情。
当时，跻身反袁阵营的进步党主要领导人汤化龙、孙洪伊等均在上海，李大钊主要是与他们接头。半个月后，待他返回东京时，早稻田大学已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失去学籍以后，他索兴搬至东京郊区高田村月印精舍，梳理多年的思绪，专职主编留日学生总会创办的《民彝》会刊。在月印精舍，他先后写出了自己留学日本期间最重要的文章《青春》和《民彝与政治》。他在发表在《民彝》创刊号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自己多年来的思想进行了深深的反思，对袁世凯进行了彻底的再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见解和思想理念。待《民彝》创刊号印出，他毅然决定，结束在日本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的斗争，为创造青春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而奋斗。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结束了自己“一世怪杰”的一生。李大钊是在上海得知这一消息的。一个月后，他由上海北归，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并从此留在北京，历经新的思想洗礼，最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袁世凯最终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李大钊却在中国革命史上得到了永生。
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