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法家其实要比儒家更应该作为统治思想，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识了法家的本质。
将法家和儒家做一个对比，就知道法家的思想其实没有一丁点的机会。
表面来看，法家讲求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以管理军队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即所谓的“责功重赏，任刑用诛”。
但是，这个赏罚有一个大的前提：尚功。
贤能，但对国家无益的人，不赏；卑劣，但对统治无害的人，不罚。
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能力再高，名声再好，但是没有为统治阶级服务，就忽视他；而一个人道德品质十分败坏，但如果他没有对国家的运行造成危害，也不会惩治他。
可以看到，这种法治和当下所说的法律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是真正的统治工具。
有着国家作为后盾，导致了法家十分迷信刑律的强制力，所以，它只需要通过高压来监控社会，不要违反其所制定的规则就可以了。
儒家早就看出来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它提出来：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认为与其强制让人民遵守其制定的规则，与其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去监控违背规则的人，倒不如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规则，形成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当有人违背了其所制定的规范，不待国家惩治，最先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谴责。
驾车的马不听从指挥，法家的办法是直接杀掉，儒家的办法是逐渐驯服。对比来看，儒家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法家是愚民的，只需要强制推行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就能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所以，百姓的愚昧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百姓有了自己的思想，就难免对其所制定的规则产生怀疑，不利于管理。
所以，以法家为治国理念的秦朝会做出“焚书坑儒”的事情。虽然烧掉的只是民间非正规出版的书籍，而方士、儒生以古非今的议论也触犯了刚刚颁发的秦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削弱了民间对于“智慧”的需求。
儒、法正统之争，法家输在何处？儒家又赢在哪里？
儒家恰恰是讲求“智民”的，要让百姓认同其所制定的道德规范，那么就必然需要百姓有一定的智慧。
只有理解了道德本身，才会产生根深蒂固的认同感。
所以儒家从孔子时代就要把教育的权利从官府下放到民间，努力地提高下层社会的知识水平。不同于法家所认为的无知的民众更好管理，儒家认为思想统一的民众才是真正好管理的。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社会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逐渐提高的。在这一方面，法家是做了逆势，而儒家才是顺应。
法家过于迷信自己的法度，甚至认为有这些法度在，国家的框架就不会倒。
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外患不断的时候。正是因为有了外来压力，所以国内出现的弊病不会被过分关注；而秦朝一统之后，缺少了外来的压迫，内部的矛盾马上就爆发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法家统治下的秦朝迅速崩溃，就是最好的诠释。
儒家认为，一个国家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组成的，这两个对立面要共存于同一个社会，那一定是存在着对双方都有益的利益基础。儒家就是通过维护共同的利益基础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
所以，儒家提出的要求几乎都是针对统治者的，对统治者占据利益基础主导地位的认知非常清晰。统治者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约束极多、极大。
而效果也很明显，儒家作为正统之后，社会的稳定性显著提高了。此后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因为违背了儒家对利益基础的维护而导致的。
旧有利益基础崩溃，对立双方必不共存。形成新的对立阶层和新的利益基础，就是改朝换代的实质。
后世能形成“外儒内法”的统治形式，其实就因为儒法双方所追求的效果其实是同一个。法家把它叫做刑律，而儒家把它叫做礼义，其实质都是制定社会规范。
但是，法家所用的激烈手法，必然会导致更多“贪功”之人得到重用，压迫被统治者的同时，也会给王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发展到最后，谋权篡位是必然会出现的。
所以，既被百姓憎恶，也被王权恐惧，法家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只能融入儒家，作为一种补充的手段来发挥其余热而已。
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