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37年，亦称申子，战国时期郑国人，是法家“术治派”的创始人，可谓权术的鼻祖。申不害主张“尊君卑臣”，强调君主“操杀生之柄”，将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在韩为相主持变法的十几年，韩国国治兵强，还在扩张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得“劲韩”之名。提到此人，《史记》写道：“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一个“故郑之贱臣”是如何登上韩相之位？又何以能使韩国一度强大？
三晋中的韩国，处在秦、楚、赵、魏之间，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国家，国力也并不强大，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公元前375年）。申不害曾为郑国小吏，郑国为韩国所灭之后，申不害遂成为韩人，年岁大概在20至30岁之间。《史记》中称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擅长黄老刑名之术。作为一个亡国之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在乱世中由道入法，逐渐地又在韩国混出了点名堂，成为一名低级官员。
韩昭侯四年（公元前354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此时的魏国，经李悝变法后极为强盛，韩昭侯颇为担忧，众大臣惊慌失措。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吏挺身献策，建议韩昭侯执圭（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时所执的玉器）去见魏惠王。他，就是申不害。申不害分析道：我们这样做，不是自轻自贱，也不是真的觉得我们做错了。要解国家的这场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是“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如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如果连韩昭侯都执圭朝见，魏王一定大感意外，因此心满意足，撤了“宅阳之围”。并且魏国将因此自大骄狂，四处树敌，此态一现，必引起诸侯不满，韩国将因此受益。“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一场危机轻松化解，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自此，韩昭侯的身边，就有了申不害的一席之地。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刚刚博得昭侯信任，行事十分谨慎，担心意见不合他的口味，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并且此事韩昭侯一时难以决断，此时说啥都无法“一锤定音”。于是他使了个“缓兵之计”，说道：“此安危之要，国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韩昭侯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申不害亦又一次得到韩昭侯的赏识。
韩昭侯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也想做一番事业，曾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没有得力的助手，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一些混乱。一些贵族官吏便乘机欺上瞒下，各自为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弱民贫。看到近邻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国力大增，韩昭侯很是羡慕。此时，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也已经有两三年了，成绩也昭著于世，对韩昭侯而言，更是一种刺激。观察到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于是他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委以兴国大任，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在韩国推行过什么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史阙有间，已不可名考，现仅存《申子·大体篇》和关于其谈论君臣的一些佚文，可算了解申不害思想及改革所能依赖的比较可靠和完整的一篇著作了。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当务之急就是整顿吏治，严明职责，规范国家行政，强化君主权力。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整顿吏治的同时，申不害对韩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工作。这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明确各个职位的职责范围，避免职能不清和职能交叉；二是根据你的职位确定你的权力，按照职位职责考核工作成效。按现在的话来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申不害认为，你有你的职守，你的职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超越职守就是越权，就是违法。韩昭侯对于申不害的这套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贯彻得最为彻底，有一次，韩昭侯喝醉酒后睡着了，他手下的官吏典冠（管帽子的职员）担心他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职员典衣要了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韩昭侯睡醒后，他感到睡得很舒服，发现不知是谁还给他盖了一件衣服，就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侍从回答说：“是典冠。”昭侯顿时沉下脸来，问典冠：“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他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口气严厉地说：“你们俩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是管帽子的，擅自去借衣服，这是越权；典衣你是管衣服的，怎么能随便将衣服给别人？这是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私相授受，各行其是，那不就乱了套吗？”于是，当即将二人降职使用。在今天看来，韩昭侯的举动不近人情，有点“变态”。但他“小题大做”，是在实践申不害的变革主张，给众多官员上课。申不害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即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即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也就是任用、监督、考核官员的可行方法。他认为，对一个官吏的任用，要先考查他是不是名副其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以及他是不是称职，言行是不是一致，对君主是不是忠诚。认真考查后，再根据了解的实际情况决定任免，管司法的要懂司法，管军事的要擅长用兵打仗，管经济的要懂经济、有经营才能。
申不害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他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在治国上，首先主张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依法办事，这是所有法家的共性，故不赘言。其次，他更以“术”著称，提出用“术”来推行“法”。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申不害的“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臣下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术”是一种治国手段、政治手腕、领导艺术和谋略方法。申不害在韩国“修术行道”，其“术”有“阳术”“阴术”之别。所谓“阳术”，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认为国君应该“无为”，以“无为”令部下“有为”。君主不做具体工作，只“课群臣之能”，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君主遇事要“示弱”，就是不轻易表态拿主意，顶多问一句：“为之奈何？”但当决断的时候，必须独断专行，牢牢掌握权力；君主甚至不表现自己的好恶爱憎，但必须“操杀生之柄”，掌握生杀大权，令臣下绝对服从。“阳术”之外，国君还要有“阴术”，即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即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这一招就需要设一些耳目，了解、掌握部下的一举一动。申不害深谙“术”道，在“围魏救赵”的事件中，他便是用了小计谋，探听到韩昭侯确想发兵后，才开始按君意进谏，从而使君心大悦，自己得到重视重用。申不害用自己的“术”，成功地打造了韩昭侯这个运用权术使国家称雄于战国之林的君主。在韩非子的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昭侯善于利用权术驾驭大臣的事例。
权术的鼻祖申不害，强调君主“操杀生之柄”
韩昭侯经常用申不害教他的权术考察臣下的心态和举止。厨师上饭，肉汁中却有生肝。韩昭侯绕过厨师，直接召来厨师的助手，责骂他说：“你为什么把生肝放到我的肉汁中！”厨师助手叩头承认死罪，说：“我是想除掉主管大王膳食的人。”韩昭侯洗澡，热水中有小石子。他说：“主管洗澡的如果免职，那么有应当继任的人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有。”昭侯说：“叫他来。”叫来后昭侯怒责他说：“为什么在热水里放小石子？”他回答说：“管洗澡的如果免职，我就能够代替他，因此在热水中放了小石子。”有一次，韩昭侯用手包住手指，然后假装掉了一个指甲，四处寻找，非常着急。一个近侍为了讨他的欢心，割掉自己的指甲呈献给他，伪称找到了。韩昭侯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了解身边的人是诚实还是虚伪。还有一次，韩昭侯派人骑马出城巡视，使者回来后，他问道：“见到过什么？”使者回答说：“南门外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韩昭侯对使者说：“不准泄露我问你的话。”然后当即下命令：“正值禾苗生长时，我曾严令禁止牛马进入农田，但有人却不把这当回事，没有尽到职责，很多牛马在地里糟蹋庄稼。立即查明情况向我汇报，漏报的，将加重处罚。”有关部门赶紧出城检查，赶走了不少啃麦苗的牛羊，并向韩昭侯汇报，但却没有人发现南门外那头小黄牛。韩昭侯表情严肃地说：“没有报全，再查。”官吏再去细查，才发现南门外的小黄牛。官吏大为吃惊，觉得韩昭侯明察秋毫，有若神明，从此都惶恐小心，不敢玩忽职守，更不敢为非作歹了。
申不害在韩国实施的变革，要求客观求实，只讲规矩，排斥人情，反对立法行私。韩昭侯严格遵循申不害的指教，甚至比申不害还“申不害”，有一次，还用申不害的理念将了他一军。《战国策》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回到家后，他不入正室，到偏房居住，以此向韩昭侯表示悔过。
申不害任韩国的丞相达15年，直到去世，运用他的阳术和阴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成为当时的强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公元前353年，韩国攻打东周，占领了好几个城池，公元前346年，韩国又和魏国联合出兵，占领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所以《史记•韩世家》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至公元前341年，魏国派大将庞涓率领兵马攻韩，直逼韩国都城，韩昭侯急忙派使臣向齐国求援，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大军伐魏救韩，在马陵道大败魏军，射杀庞涓，才保护了韩国安全。据说这一仗打得很激烈，韩国损失惨重，伤了元气，也使得申不害的改革进程受阻，很多措施没有推行下去。5年之后，申不害亡于新郑，韩国的改革基本上中断。申不害曾在发布一些新法令时，并没有彻底废除旧有法令，这时，韩国的旧势力又开始发挥作用，钻了空子，当新、旧法有抵牾时，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拿旧法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样，朝廷混乱，众官员们也无所适从，这是韩国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韩昭侯晚年，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高门”，耗费了韩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最终功亏一篑，远不如魏、齐、秦等的改革收效大。在韩昭侯时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再次成为任人欺凌的国家，最终在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韩国的变法虽然没有能够善始善终，但申不害关于术的论述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所以，申不害这样的以权谋治国，历来有很多争议。有人评价说，以术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不过，申不害重“术”的法治思想，在后世影响巨大，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各朝各代都有所借鉴。如今，我们也常能察觉到“术”的影子。总之，“术”，应该强调的是一种管理智慧，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就看你用得对不对，能不能把握住一个度，过分地夸大则成为阴险的伎俩，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最后也会导致自己身败名裂。
申子园位于河南新郑市中华路与新华路交会处西南角，面积2160平方米，游园以新郑名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思想家申不害（亦称申子）命名。申不害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著称，其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
申不害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不多。《史记》把他放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其中有关申不害的事迹只有69个字的简单记载。《史记》记有其著作《申子》两篇，《汉书•艺文志》记有《申子》6篇，可惜后来都佚亡了。现今存《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的《大体》篇和一些佚文。另外，我们只能从《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史书中，见到一些记载其事迹的片断文字。
郑良树所著《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和杨宽所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两书中均有一些关于“申不害变法”的章节和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申不害的论文和文章，如：《申不害之术，一种官僚制度》《申不害的法治思想及其局限性》《战国时期思想家申不害的法律思想述要》《申不害—不讲情面韩国得以强盛》《申不害跑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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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