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日渐严峻的竞争局面，纷纷以改革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务实、见效快的法家，成为了各国君主的首选。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吴起，曾让魏、楚强盛一时；而公孙鞅踩在李、吴二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他于公元前359年推行的变法，把秦国从被视为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气吞六合的虎狼之国。
也许少为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后，身处中原的三晋之一——韩国也紧跟脚步，开始了变法。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韩相申不害，因此被称为“申不害变法”。
对于这一变法的最终成果，《史记·韩世家》中仅仅这样一笔带过：“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资治通鉴》中则称：“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看似韩国通过变法实现了自保，然而就在变法的过程中，它仍被当时正走下坡路的魏国胖揍：公元前340年，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不胜，不得不依附于齐国；而过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韩国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国不断蚕食的泥淖。
下面笔者尝试从变法本身出发，分析申不害与商鞅之道的不同内核，总结出其结果差异的必然性。
各类史料中，对于商鞅及申不害变法的相关记录篇幅相差悬殊。由于其对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影响，前者被记载得极为周全，《商君书》甚至能历经两千余年流传至今。
而申不害变法可没有这种待遇，对于其具体如何操作，史书中惜字如金。《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对其进行概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可以理解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诸侯国四面逢源；而《史记·韩世家》中更是仅有四字真言：“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治国之道。
然而这一个“术”字，却点出了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术”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和“势”。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术”派的代言人，公孙鞅则是“法”系的代表。至于“势”流派的宗师，则是赵国人慎到。
本文重点比较“术”、“法”之差异。顾名思义，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之术，以虚实结合的方法，在不动声色中明辨忠奸、察觉是非，并采取让部下难以猜测却切中要害的举措；而后者的核心是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鞭策各阶层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而行动。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驱动臣下为政权服务，但“术”的主体偏向君主个人，“法”则侧重于法律条文。史书对这二起变法代表案例的记录，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
《资治通鉴》一书对申不害变法的记录篇幅极为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炼八字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但这两个事例的主角都是当时的国君韩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长求官，被韩昭侯以任官必须“修功劳、视次第”为依据拒绝；其二，当自己的一件皮衣破旧后，韩昭侯命人将其妥善保存，却不赏赐给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奖赏，也只能赐给有功之人。
而商鞅变法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自秦孝公决定推进变法后，他的名字好像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无论是“移木赏金”，还是对太子的师傅动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执行人公孙鞅，国君本人则更近乎隐形。
主体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流派内核的区别。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子·定法》）
结合韩非子的这段话，笔者对两种变法流派的不同本质总结如下：
第一，改革层面不同。申不害变法，最需要改变的是国君本人，要求其以才能选用官员，依据实际表现进行奖惩，对群臣进行鞭策，变法只限于统治者阶层；商鞅变法则是以法律条文来规范官府、民众的行为，以赏罚来保证这一体系的运转，是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变革。
第二，推行方向不同。虽然都被称为改革，申不害变法的推进方式是通过君主本人，以其意志规范政府的运行，由上向中，而未涉及到民众；商鞅变法是以法令规范作为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虽然这个法令是国君意志的体现，但却是由基层开始推行，国君只需要支持变法、不要因私破坏法制即可。
其三，监督机制不同。申不害变法信奉的是绝对的君主意志，所以落实的程度要看其个人的意识、臣下的规劝，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比如在申不害死后，韩昭侯就失去了自律性，公元前334年，在内外交困之际，他却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门楼。
商鞅变法的行动主体是官、民，所以监督起来毫无顾忌。秦国的监督体系堪称密不透风的大网：“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即不能让官员互相监督，所以在秦国官吏监察民众，民众也要监督官员；“行间之治，连以五”，军队中五人为一单位，互相监督，一人出问题、全员担责任；“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这是家庭成员间的对话，即一人违背法令，所有家庭成员都要连坐，所以亲人间也要互相监督...
其四，血腥程度不同。以君王之术驾驭百官，除了升贬、奖惩外，偶尔只需要杀鸡儆猴，不会带来过多的杀戮。而商鞅变法涉及到全国的各个阶层，为了保证法令的权威，从变法伊始即伴随着血腥的屠戮；上至太子师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下到黎民百姓：“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
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
其五，可持续性不同。冀望君主之术来促使政治清明，则很容易人亡政息，故此韩昭侯与申不害死后，韩国再也没有像样的管理者，其变法犹如昙花一现；而秦孝公去世、公孙鞅被杀后，其后秦国六代君主，虽性格迥异，但都未破坏变法的延续性。其秘诀在于以法令来管理国家，摆脱对君主个人的依赖。
申不害变法，强调主观的帝王之术，没有客观标准，是“暗”的模式；商鞅变法则明文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打破贵族政治，明赏罚、令行禁止，以赤裸裸的功利诱惑，将秦国上下捆绑在国家意志上。
那么既然秦国变法在先，韩国为什么不学习其套路？
作为第一个被灭的战国六强，韩国一直给我们以“悲情”的弱国形象，但在战国初期，它的实力并不比秦国差。在三家分晋时，韩国分得了原晋国中南部的疆域，大致包括包括今山西中部、河南西部、陕西东南部；西临崤山、东接齐鲁，地理位置显要。这些地区，自古以来是华夏文明发源的腹心，故而周王室也定都于其境内。
再加上承接中原霸主数百年来的政治、经济遗产，韩国国土虽小，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技术先进，在资源上具有独到的核心竞争力：“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苏秦语）
而秦国地处西陲，在变法之前土地贫瘠、地广人稀。《商君书》中曾这样对比：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有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韩、魏...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
可见秦国的土地利用率极低，韩国则人口密集，土地得到最大开发。而在农耕社会，土地就意味着经济，意味着国力，更意味着战争潜力。
在战国初期，三晋联合行动，击齐、伐楚，令各国头疼不已。在申不害变法之前，韩国除了曾被魏国兵临城下，还未吃过大亏。而秦国则不同，不仅被魏国以一国之力夺去河西、压制回关中，而且连周边的小国都瞧不起自己：
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
除了实力不济，此前的秦国政治也相当混乱。春秋战国之交，秦国也落入了大臣专权的处境，经历了所谓的“四代乱政”；后来秦出公被大臣所杀，秦献公则因作战负伤而死。公元前262年秦孝公即位时，秦国可谓内外交困。
用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在变法前，秦国是个人见人厌的穷屌丝，韩国则是祖上风光无限的富家子。家底不同，后者应发展的更好才是。
然而就如我们常说的规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国，更愿意接受彻底的变法，扭转自身任人欺辱的窘境；而条件优渥、衣食无忧的韩国，则安于现状，只愿意进行小修小补。
因此，在变法开始前，秦国君臣经过论战，达成了如下共识：
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即：只要能富国强民，以前的所有老规则都可以抛弃，这是一种务实到极致的改革观。而韩国则在开展申不害变法时，对源自原晋国的法度并没有做任何改变，韩非子曾这样说：
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
新旧法并存，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具体到某一项事务时，若以新法为基准有利，大臣们就就遵守新法；反之，则转向旧法。就这样，国君与大臣之间斗智斗勇，以权谋较高下。若侥幸遇上能压制群臣的君主，术道尚可以施行；若君主能力有限，那么国家机制就会步入权贵们最欢迎的节奏：维持阶级固化、保证既得利益。
基础的高下，滋生了迥异的改革动力；现状的差异，促成了不同道路的选择。同为法家变革，但申不害变法，本质上是以权谋驾驭政治；商鞅变法虽然也是为了君主服务，但其实现的途径，是通过法治确立规则，并以君主的权威确立政权的信用，如公孙鞅所说：“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
司马光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所以万乘之劲韩，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却落得不断被蚕食、最终家底消耗殆尽的惨境；曾经穷僻之弱秦，则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逐渐国富而兵强，最终一统天下。
古时治国如此，如今为人处事也同理。与其绞尽脑汁研究权谋，不如踏踏实实确立规矩。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韩非子》《商君书》
申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