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儒家与法家是完全不同的。
儒家主张用血缘关系来维持统治，上至天子、下至诸侯，权力由国君或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嫡长子这一支为大宗，其余的国君诸公子的那一支皆为小宗。一般来说，大宗嫡长子为君，小宗的贵族为朝中重臣，辅佐君主把持政权。
这种亲亲尚恩的制度，严格建立在血缘关系的远近上面。表面上看来，只要大宗和小宗没有绝种，政权将江山永固。但看似稳定的世袭制度，其实也暗流汹涌，非嫡长子要做国君，旁系血亲的贵族也想掌握政权，于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发生了许多子弑父、臣弑君的惨剧。
亲亲尚恩的世袭制度不利于选拔人才，因为按照这样的制度设计，国家政权将永远把持在一个家族手里。但权力如同流水，不变动的权力就像静止的流水一样，容易产生腐败，所以权力的流动也限制权力的一种方式。
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法家思想开始在晋、齐、楚等国崛起。法家思想可以总结为一体两翼。体就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国君必须把控一切权力，国君是权力的来源与占有者。所以韩非子说，国君的职能是“明其法禁，必其赏罚”，“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这就是法家思想的两翼，一是制定严密的法律体系，二是明确赏罚的标准。按照法家的制度设计，这意味着旁系贵族的特权将不复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国家对人才的选拔与考核有了明确的标准，有功就奖，有过则罚，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一切以实绩为标准。
这样的制度设计，直接挑战了原来周朝礼乐制度中的亲亲尚恩的世袭制度，法家思想开始显现曙光。
我们现在都说惟楚有才，楚国盛产人才。但在春秋时期，最盛产的人才的地方还是晋国。春秋时期的晋国既是纵横家的家园，又盛产法家思想家。法家鼻祖李悝在魏国为相，编写了《法经》，是法家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吴起为魏国治理军队，四处征战战无不胜，后来把魏国变法的模式带到了楚国；商鞅则是从魏国逃到秦国开启了变法的征程；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是韩国的相国；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是韩国的贵族公子。
法家思想家基本上产生在魏国和韩国，为什么说晋国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呢？
为何法家思想家多在晋国？
这要从“三家分晋”事件说起。晋文公重耳大半生都在国外流亡，历经千难万险回国做了国君之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导致了晋国的分裂与灭亡。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设六卿管理政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氏、中行六卿家族逐渐做大，经过一系列残酷的吞并与厮杀，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与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成立了魏国、赵国与韩国，史称“三家分晋”。这既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也是战国时代的起点。魏赵韩三国的母体是晋国，因此，我们常常把魏国、韩国和赵国所在的地区，说成是三晋地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晋国盛产法家思想家呢？这同样有一个刀光剑影的故事。
春秋初期晋国发生了一次政治事件，改变了大宗世袭国君的制度，这就是“曲沃代翼”事件。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把一个叫曲沃的地方分封给了叔叔成师，因此成师又叫曲沃桓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桓公一支在曲沃发展壮大，实力强劲，最终曲沃武公灭掉了晋侯，用抢来的金银财宝贿赂周朝天子周僖王，周僖王一高兴，就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君，叫晋武公。
从旁系灭掉嫡系夺权而来的晋武公，对他的旁系血亲贵族心存戒备，他担心“曲沃代翼”事件在自己身上重演，于是就大开杀戒将旁系贵族诛杀殆尽，解除了公室大族的权力，实现了国君的集权，晋国的旁系公子纷纷流亡国外，很少有人能在晋国做官了。理论上说，再也不要担心旁系血亲来争夺政权了。而破除了世袭制之后留下的官位空缺，也多从有功之臣之中选拔补位。
“曲沃代翼”事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权力来源的问题，二是权利分配的问题。废除了亲亲尚恩的世袭制度，建立了尊贤尚功的用人制度，而这两条恰恰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晋国也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策源地。
当然，说三晋地区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并不意味着春秋时期的其他国家没有法家思想的萌芽。齐国与楚国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源头。
与鲁国不同，齐国受周朝礼乐制度的影响较少，当年齐国开创者太公望就开始采取尊贤尚能的制度。齐桓公更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先是不计前嫌提拔了差点把自己射死的管仲为相，又从平民百姓之中选拔了东郭牙等重要人才，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官员述职与考核制度。这种选贤任能与政绩考核制度，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偏居南方被称为野蛮人的楚国，受周朝礼乐制度的影响更加微弱。楚国人喜欢开疆拓土，一言不合就四处开战，官员的政绩多以成败论英雄。战争胜利就奖励，失败了就自己去死，自己不去死最后也要被法律杀死。公元前699年楚国高官屈瑕兵败自杀；楚康王的令尹子兰结党营私被杀；楚文王的儿子革、灵也因犯罪被杀。总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犯法一律弄死，这种有法必依犯法必究的严刑峻法，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国为法家思想提供了母体和适合的土壤，而齐国与楚国分别在用人与法律制度方面提供了两翼。
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