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商鞅以法家之学帮助秦孝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商鞅原名公孙鞅，效秦之前，曾被推荐给魏国的梁惠王，但惠王因为公孙鞅的年轻判断他没有真才干，错失了一个称霸独大的机会。
法家学识以何优势，在枭雄争霸时期迅速拉开各大国的实力差距呢？
跟儒家的迂阔相比，法家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灵活善变，为达目的随时调整姿态变换主张。《史记》中对于商鞅见秦孝公的描述，堪称法家灵活的典范。商鞅与秦孝公一共谈了四次才彼此接纳。
第一次，商鞅“语事良久”，秦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见面，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秦孝公还是没听进去。第三次，秦孝公觉得“这个人有点儿意思，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到了第四次，秦孝公越听越来劲，跪坐在席子上听得入了迷，接连听了好几天，一点也不厌烦。
在四次交谈中，商鞅先讲的是帝道，然后是王道，试探一下他对面的君主究竟想要什么。“帝道”“王道”都没能进入秦孝公的心田，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脉，开始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更是忘乎所以。
商鞅由魏入秦，他需要一个国家作为舞台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取得君主的信任，获得授权，这就是商鞅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商鞅知道更高明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能够根据对方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对强权势力投其所好，对被统治者严刑峻法，是法家的一体两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现代概念，法家从不主张。法家和儒家一样，要建设一个贵贱有别、亲疏有分、尊卑有序、长幼有差的等级秩序。
秦汉之际的法家之学，为什么只能用于乱世不能维持长久？
但法家会维持现实秩序，视为终极秩序，人之间的权力地位一直是不平等，不能改变。而且儒家体系中，儿子可以批评父亲，臣下可以匡正君主。但法家里的关系是单向的，强调君主至上，强调臣子单方面的效忠、服从、牺牲，坚决反对下对上的任何批评议论。
商鞅在秦国法令执行的第一炮是“徙木立信”。法令推行一年，有人指责法令不方便；法令推行十年，从前说法令不便的人又反过来赞美法令方便。商鞅将这些议论份子全部强制迁移到边城，从此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让老百姓放弃思考，惟知服从，这就是商鞅想要的结果。
跟儒家相比，战国时期的法家实在是太成功了，几乎无往而不利。他们以君主之目标为目标，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同时又拥法度、农学、兵学和纵横术四种知识，能使国富兵强而霸业得成。
相比儒家，法家的功夫更实用，跟现实结合得更紧密。战国以后的华夏国家制度都是法家打下的底子。然而法令制度是中性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是看在隐藏法令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那些制定法令的人，他们相信什么、畏惧什么。
法家三宝——法、术、势，要用严苛的法律施行恐怖统治百姓，人人畏惧而不敢犯，然后统治者就能安安稳稳地久处尊位，长执重势。但是这样的统治很难长久。人不是机器，人需要法律的约束，也需要道德、荣誉的滋养。法家的治理往往高效，但是这种治理方式的长期有效性却并不乐观。
汉代武帝也实行强硬的法家之治，出现了大批酷吏，“以恶为治”变成了普遍的政治风气，民间对此反弹很大。犯错就得罚，轻罪还重罚，官员百姓便越来越无所谓，轻易犯法，盗贼滋生。中央派出特使，打击手段提高，惩罚力度加强，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然而，仍然不能持久。法家又拿出严苛的新法令——沈命法，规定：凡境内爆发盗贼未能发现、察觉者，发觉而不能抓获的，地方长官至相关小吏，全部处死”。结果却是小吏担心被杀头，发现盗贼也不敢举报，怕自己抓不着还会连累上级，而他的上级也默许这种做法。结果盗贼越来越多，上上下下互相包庇，整个官僚机构完全失效了。
汉武帝的酷吏政治，从高效到失效，也就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司马迁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法家的灵活高效，可以兴于一时，不能行之长久。远不如迂阔的儒家，把关系理顺，然后关系自然运行出善的结果。
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