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在孔门弟子中，与子游并列为“文学”科。
子夏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相对比较高，后世治“五经”的人，往往称他们的学说得之于子夏的传授。相传《毛诗序》即为子夏所作，《春秋》之公羊、谷梁二家，也为子夏所传，据说他还著有《易传》。这些说法虽未必可信，但也反映了后人对他的推崇。
《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学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朱熹《论语集注》：“自曾子以下，笃实无若子夏。”盖子夏谨信勤笃，学术根柢比较扎实深厚，自成学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可见当时确有影响。
《论语》中有关子夏的言行记载比较多，有20章。除了孔子晚年回忆从他于陈蔡的十位弟子名单，后世所谓的“十哲”之外，其余19章，或记其问学，夫子教诲；或载其言语，自己明志；或述他人评说，彰其个性；或录同门问答，显其智慧。性情所致，足见其人。
子夏的为人，初入孔门，大概胸襟稍嫌偏狭，眼光不够远大。子贡曾把他和子张比较，征询孔子意见。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孔子以为“师（子张）也过，商也不及”，所以教导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不过，子夏天资聪颖，悟性比较高。经过培养之后，人生修养变化比较大，学问也很杰出，终成为孔门颇有社会影响的人物。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必使其心有所悟，力所能及，从而行之，德有所进。《论语》记子夏问学有三章，分别是问孝、问政、问诗。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子夏问孝，孔子告之以“色难”。盖子夏侍亲，不惮服劳奉养，而或少温润之色。孔子教导他不仅要奉养服劳，还要有愉色婉容。
子夏问政，孔子戒之以“无欲速，无见小利”。盖子夏为政，病在急功近利，谋划不能久远。孔子提醒他脚踏实地，少安毋躁，高瞻远瞩，取大弃小。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教诲，使得子夏拓宽了胸襟，提高了人生高度，成就了他的未来。
后来子夏也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一方面说明孔子知人善教，训诲有术，另一方面也反映子夏可塑性强，学能致用。
子夏进入孔门之后，之所以能够改变人生高度，一是因为他的天资悟性，二是因为他的学习方法，他的治学，常联系社会生活实际。
子夏问诗，孔子喻之“绘事后素”，天生美质，然后“淡妆浓抹总相宜”。子夏触类旁通，从孔子的答语中，悟到“礼”的人生和社会意义，质仁而有礼，锦上添花，追求更好，实现完美。因论诗而及礼，因文学而悟人生，不仅得诗之旨，而且深得为学之要。文学原本就是人生。礼之于人生，乃美善的外在表现，其质则是仁、孝、忠、信等。子夏这一感悟，启发了孔子，深得孔子赞赏。
孔门弟子中，能就《诗经》这样和孔子对话的人，只有子贡堪称其匹。子夏的聪颖和识见，确乎是出类拔萃。《论语·颜渊》篇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未明孔子之意，只好求助于子夏。子夏即刻作答，举证以明孔子之言，表现出超群的领悟能力。正因为如此，子夏赢得了同门的尊敬，树立了自己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
《论语》中的子夏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
司马牛有兄向魋（宋桓公之后，又称桓魋）、巢。据《左传》记载，桓魋诸兄弟为乱而败。钱穆说：“牛之诸兄弟，全是戾气，惟牛凄然孤立，流离无归，忧可知矣。”司马牛心有隐忧而诉诸子夏，子夏予以深切的慰藉。可见孔门弟子，不仅学术上的迷惑寻求子夏帮助，内心的忧虑也愿向子夏诉说，子夏成了孔门弟子所信赖的人。
子夏在孔门弟子中，学问是很有名的。《史记·孔子世家》讲到孔子作《春秋》时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特别提到子夏。子夏的学问，得益于他的好学深思。
子夏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专心致志，请教切己的问题，思考切身的实际。他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日积月累，以成其学。他认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子夏之学，不仅包括文化典籍的研究，也包括道德人格的修养。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学而》）
尊贤，孝亲，事君，交友，都在所学范围之内。学，就是学本领，学做人的本领，学生活的本领，为未来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子夏的人格目标也是“君子”，但其“君子”的标准似与孔子有所不同。孔子的“君子”近乎完人，子夏则略有修正。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
看上去庄重严肃，接近他却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又非常严厉；大德不亏，小德可以有点出入，只要不文过饰非，即无大碍，不失为“君子”。
子夏不像子张那样急于求官，他更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他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做官与治学并行不悖。
子夏的修养方法比较注重外在的礼仪形式，关注细节，与曾参主张内修“慎独”不同，与子游关注礼仪精神有别。或可说，曾参求诸内，子夏修诸外；子游求其神似，子夏讲究貌合。孔子诸弟子之间在继承孔子学说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分歧。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
子游、子夏各“有圣人之一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其说不一。《论语·子张》篇载：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主张审慎择友，“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认为，人皆有所长，是皆可以为友。子夏着眼于修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有“与”“拒”之择；子张着眼于“容众”，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故无“拒人”之理。
子游、子夏、子张，都是孔子晚年的高足，孟轲以为“皆有圣人之一体”，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和在孔门的地位，似乎子夏略胜。若与曾参相比，子夏则又有逊色。
《礼记·檀弓》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拟）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参怒数子夏之罪而无忌，子夏服其言，盖曾参的地位已居子夏之上。“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可见子夏声闻之隆盛，当时，曾参之外，孔门其他弟子恐不及矣。
子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