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炎帝的几个传说

炎帝是湖南人吗

现在，各地都在打文化牌，都想通过文化宣传加大旅游的文化含量，提高文化品位，于是被冷落了千百年的炎帝神农氏的籍贯问题，突然变成了南北争夺的热点。湖南方面说：炎帝是我们这儿人，这儿有炎帝陵，有神农洞，还有神农出生和下棋的地方。陕西方面说：炎帝是宝鸡人，我们这里有炎帝兴起的姜水，有炎帝陵，还有大量关于炎帝的传说。于是两家争了起来。炎帝真是湖南人吗？陕西学者提出了疑问。因为在神话与传说中，炎帝种植的是谷子，当时上天曾降下的也是谷子。谷子是北方旱地的作物，如果炎帝在南方，怎么他发明的不是稻子却是谷子呢？这一观点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因此湖南方面领军人物何光岳先生提出了“北起南迁说”，以为炎帝初在宝鸡，后来才南迁到湖南。这一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湖南炎陵有非常密集的炎帝传说，应当是炎帝族南迁留下的遗迹。

有关炎帝的几个传说

炎帝是陕西人吗

那么炎帝是否陕西人呢？作为“炎帝陕西起源说”的最重要的支撑有两点，一是《国语》里关于“炎帝以姜水成”的记载，旧时姜水在陕西的宝鸡。如《水经·渭水注》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姜氏城即在今宝鸡；二是《帝王世纪》“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的记载，今宝鸡炎帝陵所在地即有常羊山之称。这一观点在史学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郦氏所言，姜水本来是叫岐水的，是因为东流经过姜氏城，才有了姜水之名。《陕西通志》卷十也说：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而《国语》的意思是先有姜水，后才有姜姓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第二、宝鸡常羊山不见于史书，《陕西通志》及民国所修《宝鸡县志》也不曾记载，其起于何时，也不可知。如果其真与炎帝出生地相关，方志中定会特书一笔，不应弃而不顾。由此看来，“宝鸡说”也是有问题的。当然同湖南炎陵一样，宝鸡也应该是炎帝族在迁徒过程中居住过的地方。

炎帝兴起的姜水在上党

“炎帝以姜水成”，这是学术间考察炎帝发祥地所在的一个重要的文献依据。但姜水在哪里呢？我们发现，在上党地区太行、太岳之间就有一条河叫姜阝水。这里是炎帝传说极盛的地方。据《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在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座陆山，“姜阝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这是见于文献最早的、有明确方位记载的姜水，少说也比郦道元的记载早八、九百年。尽管年长日远，已无法确指其所指是现在的哪条河，但其方位在太行、太岳之间则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发现这条叫作“姜阝水”的河流，同时还可以叫作“郯水”（见《山海经》郭璞注）。“郯”字从“炎”，这不能不使我们联系想到它与炎帝的关系了。

炎帝与上党地区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姜阝水与炎帝的联系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上党地区，即太行、太岳之野，分布着大量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遗迹与传说。如《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郭注：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古史记载炎帝一名伊耆氏，伊、耆叠韵，急言之可谓“伊”，亦可谓“耆”。罗泌《路史·国名记》及罗苹《禅通纪》注，都认为神农所国之“耆”，就是文王所代之“耆”。“耆”《尚书·西伯勘黎》作“黎”。《周本纪》“明年败耆国”，《正义》引邹诞云：“本或作黎”。孔传以为黎“在上党东北”。孔颖达曰：“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古迹考一》以为古黎国“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此一带传炎帝神农故事。所谓黎亭，即今长治县北黎岭，俗称黎侯岭为羊头岭，相传炎帝建国处。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伊耆氏之遗迹。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沁水流域的下川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16000年至24000年的原始磨盘残片与石锛，磨盘是用来加工谷物籽粒的，石锛可以用于斩草，这应该是与农业相联系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籽粒加工工具。《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所谓“淇山”，就是淇水发源之山，在今晋城市陵川县境东北。在此地之南，即所谓“淇山之阳”的地方，发现略早于下川的人类活动遗址。《元和郡县志》卷十五“长子县”：“神农城，《后魏风土记》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高平县”：“羊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海经》云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像羊头”。又说，“炎帝庙在县（高平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卷四十五“上党县”也说：“羊头山，《郡国记》云：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又有散盇（加“艹”头），即神农尝谷之所也”。又说：“神农井在县（长子县）南五十里，出羊头山小谷中。《上党记》云，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一清一白，甘美，呼为神农井”。顺治《潞安府志》卷一“长治县”：“百谷山，在郡东北十三里，神农尝百谷于此，立庙祀之”。顺治《潞安府志》卷一“襄垣县”：“百谷山在县东南二十里，亦以神农尝谷而名”。顺治《潞安府志》卷一“潞城县”：“凤凰山，一名天冢冈，在县西北五里。相传神农时，有凤凰栖止”。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七三“高平县”：“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未见于方志而见于它种记载与播之于民口者，更不可胜数。如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在羊头山下的高平县，分布有炎帝岳母所在的村、炎帝中毒所在的村、炎帝断气时的村、炎帝下葬时的村等等。据统计，这一地区与炎帝有关的遗迹有十九处之多。可以看出，上党地区是炎帝神农氏传说的密集区。

炎帝与上党羊崇拜习俗

在调查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炎帝传说与羊的关系。众说周知，炎帝姓姜，是古羌人的一支。“羌”、“姜”二字都从“羊”。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羌”字就是一个人装饰有羊头的形状。至今西南羌族中还有崇拜羊的习俗，专家们认为是图腾崇拜遗迹。在上党地区，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着崇拜羊的习俗。传说炎帝尝百草，是让羊先尝的。羊吃了没事，然后人才尝。高平羊头山上的碑座，不是像一般碑座那样，雕成所谓“龟驼碑”的形状，而是雕成一只硕大的羊。上党地区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必须蒸面羊，而且羊形态各异，有公羊、母羊、群羊、独羊、卧羊、站羊等。公羊身上披满谷穗，和面掺黍米面，用豆做眼，麦粒作唇。一头面羊麻、黍、稷、麦、豆五谷俱全。显然这与炎帝神农氏发明五谷的传说是相关联的。孩子过满月时，姥姥、舅舅家要送五只大小不同的面羊，据说是取“伍”的谐音，表示与羊为伍。大羊的头下戴一把锁，用红线把三枚古铜钱套在羊脖子上。另捏拴羊石一块，意思是把羊拴住。羊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孩子的替代物，把羊拴住就等于把孩子拴住了，这样就不至于被恶魔拉走。孩子十五岁时要开锁。开锁时姥姥家也必须蒸十五只面羊，以象征孩子十五岁。但与以往不同，面羊头下取消了锁，也没有了拴羊石。开锁仪式完毕后，孩子拿着一只面羊跑走，表示成人了，可以自由了。孩子用面羊找邻居家换一把盐，表示从此可以闯荡江湖，体味人生咸酸。这一习俗波及到周边的寿阳、霍州等地，只是演变为以羊为主的各种动物，但仍然叫做“面羊羊”或“羊羔馍”。如霍州，孩子过十二岁生日时要开锁，要在一个锅盖似的大馍上雕十二只面羊，现在则变成了以羊为主的十二只动物。这种习俗显然与原始时代的羊图腾崇拜有关。在原始时代，人们把图腾看成与自己是一体的东西。在文献记载中说炎帝是人身牛首。如《孝经援神契》说：“神农长八尺有七寸，人身而牛首，龙颜而大唇。”《帝系谱》、《帝王世纪》等亦皆说神农是“牛首”。在陕西民间剪纸中，炎帝像亦作牛首人身。有人认为牛是炎帝族的图腾。在原始时代图腾是比较繁杂的，有个人图腾，还有氏族图腾、部落图腾、性别图腾等。看来“牛首”只是炎帝族所崇拜的形象，是首领的个人图腾，而羊才是这个氏族的图腾。

炎帝与上党羊头山

上党地区今有两座以“羊头”命名的山岭。一是长治县的羊头岭，也叫作黎岭，传说是炎帝建都的地方。一是高平、长治、长子三县交界的羊头山，山上有神农城、神农泉、神农畦、炎帝陵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其中高平羊头山名气最大，据《隋书·律腥志》记载：古代定乐律的尺度，就是以上党羊头山的黍子为准的。《宋史·律历志》引程迥说：“体有长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轻重，所以用权也。是器也，皆准之上党羊头山之秬黍焉，以之测幽隐之情，以之达精微之理。推三光之运，则不失其度；通八音之变，则可召其和”。为什么要用羊头山的秬黍定律度呢？回答很简单，因为羊头山是炎帝获嘉谷的地方。唐韦续《墨薮》卷一说：“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用颁行时令”。高平地方世代相传的炎帝文书说：“炎帝上了羊头山，井子坪地开荒田……七种八种种成谷，除去毒液才能餐，娘娘将谷脱去皮，人才吃上小米饭。”无独有偶，上世纪在湖北神农架发现的被学术界称为汉族创世史诗的《黑暗传》也唱道：“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找到粟粒有一颗，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才能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湖北神农架与上党羊头山，相隔千里之遥，传说上却惊人的一致。此外，高平县有神头岭，又叫西羊头山，上有炎帝庙，也是传说中炎帝活动的重要地方。与长治为邻的潞城有羊神山，这里还有羌城、姜庄等村名，《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言：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此。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似乎“羊头”、“羊神”是伴随着炎帝的活动而出现的。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谷远县也有羊头山，是沁水的发源地。汉代的谷远，就是今天的沁源。地以“谷”名，也暗示出了它与神农的瓜葛，这一带也是炎帝族活动的范围。而此羊头山，《山海经》中作“谒戾山”，这就更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山海经·北次二经》说：“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水经·沁水》曰：“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元和郡县志》卷十七沁州绵上县云：“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沁水所出”。或作褐戾，《淮南子·地形训》曰：“清漳出褐戾，浊漳出发包”。高诱注：“褐戾山在上党沾县”。雍正《山西通志》卷二十五乐平县下有云：“少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名褐戾山，一名何逄山，又名沾山”。据《元和志》说，谒戾山一名羊头山，此与相传炎帝建国的长治羊头岭、炎帝陵所在的高平羊头山，皆属古上党地。其间关系，亦可想见。而且古“谒戾之山”的山麓地区武乡县，发现有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属磁山文化时期。地理位置在漳河上游，与下游的磁山文化分布区连成一片。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这是目前在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根据人类早期的发展规律，随着农业的发生与推广，应该是由山区逐渐向平原迁徙的。因而武乡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会晚于河北磁山的石磨盘、石磨棒。加之此地胜传的炎帝事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太岳与姜姓羊图腾崇拜

在文献记载中，与姜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座山就是太岳山。《左庄二十二年传》说：“姜，大岳之后也”。“大岳”古亦书作“太岳”，《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岳”与羊头山的联系!在甲骨文中“岳”字写作：。关于这个字，古文字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姑且将其分两派，一是“释岳派”，一是“非释岳派”。非释岳的一派，如于省吾、陈梦家、朱芳圃、闻一多等，把上半部分或释为“羊”，或释为“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羊联系起来。释岳的一派则各有各的解释。据《甲骨文字释林》所集各家之说，孙诒让认为：字像山上更为丘山之形，表示高。叶玉森疑上面的部分像羊角形，“盖造字之始，以天山角峙为之岳”。屈万里认为：最上部分像山峰叠出的样子，下面是山，正像层峰叠嶂山上复有山的样子。中间加两斜笔，表示像山上有树，树外又有高峰的样子。显然释岳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在对“岳”上面部分的分析。孙诒让、屈万里的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上面的部分显然与“山”字有别，如果上部表现的是“山峰叠出”的形状，应该是中峰高，旁峰低，而现在正好相反是中间低两边高；二、如果要以重山表示高峻，完全可以写成两“山”相叠形，即隶字如现在的“出”字；三、在上下两部分连接处有一竖笔，两旁有斜笔向上斜出，如果说是“山峰叠出”形，这一部分则是无法解释的。屈万里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故李孝定说：“树之于山，不过沧海一粟，文字既非增损，不尽有意”，这也非通达之论。因为任何一个字都有一个基本形态，它的衍变是在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损益的。甲骨文“岳”字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上面羊角状的部分始终不变；二是上下两部分始终连在一起。如果说中间部分是“不尽有意”的增益，为什么上下部分一定要连起来呢？而且更多的情况下要用一竖笔连起来呢？这是主张“山峰叠出”者无法解释的。叶玉森既认出了这是“岳”字，也看出了上面部分像羊角，是因为甲骨文中的“羊”字确实有这样写的，而且与卜辞中“羌”字上面的羊角也一样。但他解释为“天山角峙为之岳”，则是缺少根据的。

我们认为，释作“岳”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与《说文解字》里所著录的“岳”字的古文基本一致，同时在卜辞里也常与“河”字出现于一辞，与文献中“河”“岳”并举，实属同例。屈万里先生的《岳义稽古》说得很清楚。各家的分歧主要在于无法理解“羊”与“山”两部分构成的意义上。唐兰不敢相信这是“羊”、“山”两部分的组合，故把下半部的“山”认作了“火”，释为“羔”字，认为“像炮羊火上”。可又发现了其与古“岳”字的相系，于是说：“卜辞里所释的‘羔’，即后世的‘岳’”。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字形。此字最基本的形体作，它的上面部分与甲骨文中的“羊”完全相同，像羊头有角、耳之形，确确实实是个“羊”字。变体作，在羊角之间增加了“∧”。屈万里等先生之所以释此字为“山峰叠山”形，就是因为把“∧”认作了山峰。其实这里表示的是羊两角之间高起的头骨。这种情况只有大的羊头才能表现出来。或变体作，上面变成了“芈”字。《说文》说：“芈，羊鸣也。从羊，像声气上出，与牟同意”。仍然不脱于羊的关系。其它形体皆是这三种基本形体的变异。这个字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代表羊角的与下部的“山”，说白了“岳”就是“羊头山”，是姜姓羊图腾的说明!关于上党高平羊头山，人皆以为是因山石形状而得名，如《明一统志》卷二十二说：“羊头山，在长子县东南五十六里，上有石状如羊头”。雍正《山西通志》卷十九也说：“羊头山在县（长子）东南五十里，递高五里，盘踞五里，东至长治界，南至高平界，胥五里一峰最高，上有石形似羊头”。现在看来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了。

我们根据上党的拜羊习俗与羌人以羊为图腾、姜姓太岳之后等民俗与历史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古“岳”上部所从的“羊”，乃是姜姓崇拜羊的习俗在造字中的反映。疑原始姜姓氏族像后世的一些原始氏族一样，往往将自己的图腾雕于高柱或悬于高处，设于自己所住地方的山巅上，如甲骨文中“岳”字所示之意，故而在其活动地留下了多处“羊头山”的名字。太岳则是最大最古的“羊头山”，也是炎帝族的老家。其实炎帝与羊的关系，在古籍中也有记载。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宋书，符瑞志上》作“常羊山”。这个传说，出现的比较晚，但存有原始的信息。常、羊叠韵，所谓“常羊山”，当就是“羊山”，山在何处，今已不可知，但其中羊崇拜的信息还是依稀可见的。

太岳山与姜姓氏族

《国语·周语下》言大禹治水，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尧于是“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这里所说的“四岳”，其实就是“大岳”，“四”字的篆书与“大”字的篆文十分相近，故而讹成了“四岳”（王玉哲先生说）。韦昭注说：“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之后”。由此看来，姜姓至尧舜时仍生活于太岳山一带，故尧才确认其封国，“使绍炎帝之后”。这里举出了姜姓中吕氏的一支受封的情况。《诗经·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也是说吕和申是太岳神之后。舒大刚先生考证，吕国的封地，最初当在山西境内，后来才南迁至河南的。王玉哲先生在其著《中华远古史》中，有一节专论“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搜罗文献，旁征博引，足以作为我们这一论点的佐证。

在太岳山西侧的洪洞县，有个村子叫“明姜”。据当地百姓传说，明姜是由昏羌演变来，很早以前姜戎的一支就聚居在霍泉上游，他们曾跟随大禹治水，也曾帮助武王伐纣，帮助晋国击退秦国。后来嫌“昏羌”不好听，就改成了“明姜”。又传说在武王伐纣时，姜戎氏手持木棍与商纣对打，他用脚踢纣王时，被纣王的剑尖砍中，喷出火光，火舌朝纣王扑去。纣王逃走后，姜戎氏产下一双男女，这双孩子脚小拇指上有一道鲜红的血迹像是一片指甲被剑砍裂的样子。从此，此地出生的人的脚小拇指就形成了复形指甲。这个传说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明姜、昏羌的名字，说姜戎随大禹治水，这与《国语》中记载是完全相合的。二是关于当地人复形指甲的传说，认为与姜戎有关，这实际上是说姜戎就是这里人的祖先。不难看出，昏羌是姜姓的一支，在夏商时期还保持着他们的独立。这从又一个方面证明了太岳之野乃原始姜姓的大本营。由此说来，太行、太岳之野遍布的炎帝传说，也绝非无稽之谈了。

结束语

从以上研究可以得知，炎帝与太行、太岳之野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上党地区周边重山包裹，是华北最为封闭的地方，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很难外传。同时此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后世人迹罕至，故从来不被人所重视。其早期的传说，除几则神话外，多数被从这里迁出的人群将“种子”带到了新的生活区域，并落地生根，造成了此地历史记载的空缺。因此我们现在除大量民间传说与民俗资料外，只能从方志和古纸堆里获得一点零碎的信息。但也正是因为其封闭的地理特点，使原始的东西较少受到冲击，得以保存，甚至连龙山文化时期人类所用的炊具，也可以在此地当代人的生活中找到踪影。炎帝传说与有关民俗赖以幸存。

这里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是关于神农与炎帝是一人还是二人，学术界久有争论。笔者认为有两个神农氏，一是代表农业发生时代的“神农氏”，一是代表神权膨胀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二者存在着继承、取代关系。故行文中合而论之，未作详细区分。第二是关于陕西、湖南炎帝陵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和炎帝族的迁徙有关。炎帝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其初在大西北，本为游牧氏族。后来迁徙到山西境内，与已进入农业社会的“神农氏”融合，遂而有了“炎帝神农氏”。其后为后进的游牧部落黄帝所战败，一部分融入了黄帝部落；一部分留在大山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个性（甲骨文中之羌、周宣王时的姜戎氏当为其列）；一部分南迁，这就有了南方的炎帝陵。宝鸡炎帝陵，疑出自夏商以后。夏商之际，在中原政治冲突中，夏人及姜姬二姓大批进入陕西境内，这样就把炎帝、黄帝的传说带到了这里。同时关中自周到唐约二千年间，多数时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为天下所关注，故上古传说最容易附会于此地，此地传说也最容易播扬四方。比如关于“姜螈生稷”的传说，从汉儒以来，一直说在陕西武功。而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则据实地考察武功一带原始文化遗迹，得出了一个近于严酷的结论，他非常严肃地宣布：“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传说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钱穆《西周地理考》、王玉哲先生《中华远古史》，也对此传说作了彻底否定。炎帝在宝鸡的传说当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