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用手比划有人双泪长流,继而话从“鬼”说起。传统戏树大根深,难以“砍伐”。《清宫秘史》、《武训传》成为不散的乌云。
江青第一次代表毛泽东执行公务
195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年。继1956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后,毛泽东以他的坚定信念和伟大抱负开始进行一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探索。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也达到了高峰,也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的更加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产生了他在共和国时期最为光辉的两篇著作,这便是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关注着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如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等,同时更为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深感建立在几千年文化土壤上的新中国有许多地方与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矛盾,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领域,更是难以令他满意,因此,他在新中国的讲坛上,多次提及: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多。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著名的“双百方针”作了这样的解释:“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同时,毛泽东为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如何识别“香花”和“毒草”作了十分生动形象的阐述,并且指出:“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紧接着,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分析。这一分析,在他几天后去华东地区视察时又多次提及。
1957年春季,毛泽东走出中南海,乘专列来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视察那里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他此行的目的,不完全是解决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还担心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有逐步增长的趋势,党的建设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更重视意识形态的动向。经济建设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思想这东西却是无形的,如果不经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问题!
毛泽东这次“东南飞”,曾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一番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翩然风度,在讲话时嬉笑怒骂轻松悠然的模样,引来一阵阵满堂笑声。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有二百万人,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嘛……”毛泽东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无产阶级分子,是后来的事。开始也是进资产阶级学校。你们中间也有知识分子,也是这种情形。你母亲生你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没有讲这句话……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
下面的人被毛泽东风趣的语言逗得哈哈笑,笑声把他的后半句话都淹没了。
“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吧,也许多一点,这是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态度。还有百分之八十是中国派,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毛泽东讲话的神情严肃起来了。可大家还是饶有兴趣,因为整个气氛并不使人感到紧张。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争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毛泽东用两个指尖对着自己的脸,上下来回移动,比划泪水哗哗流的样子。
“哈哈……”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不管下面怎样笑声朗朗,毛泽东此刻却一点笑容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一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今年准备,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行整风。不过,在座在厅长、局长、科长们要注意,不是叫你们丢一个炸弹,我看不,不能这样炸,改一下就行了,不用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来它个三年,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毛泽东的讲话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可是时隔不久,毛泽东的“毛毛雨”和“微微风”被层层级级的理解和执行演变成雷鸣电闪的急风暴雨。
众所周知的“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可这颗“炸弹”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人民内部的战场。
1957年的毛泽东面色红润,动作利索,思维敏捷。江青正是中年,她身材窈窕,穿着讲究,浓密的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很精神。他们在延安生的女儿也已经十多岁了,有时也跟着父母一同外出。他们的生活也正如中国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有欢笑、有眼泪,有开心也有烦恼。
毛泽东从山东来到了上海,江青也从北京来上海和毛泽东团聚。那时江青露面很少,行政职务也形同虚设。她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开国大典之后送宋庆龄回上海。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任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宋庆龄是1949年8月28日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的,迎接时是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随同去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当宋庆龄要从北京回上海之际,由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即是毛泽东的夫人,加之对方也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兴高采烈前去送行。江青的高兴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代表毛泽东”,这大概是江青第一次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
毛泽东于3月中旬到达南京,会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喜欢幽默、调侃,但是,轻松中,人们却实实在在地掂出沉重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切入的话题是“鬼戏”。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我就看得很少,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后面两字眼,用湖南口音加重了些口气。
“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种种都是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然没有!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心里就着那么子急?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毛泽东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细微的差别。这里他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大家记住,行政命令禁止是行不通的。……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让大家批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丧失地。要逐步改造。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不是又慢慢出来了吗?可见我们那个禁止不灵光。”
毛泽东这句话好像是针对《狸猫换太子》说的,但是细细琢磨,这句话是有历史的。“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这就追溯到了1950年所禁止的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中国大陆放映,正好江青那时在文化部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无巧不成书,与1950年同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武训传》也上映了,而且场场满座,各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作了许多的评价,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为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了《武训传》电影,拍摄电影的有关人员和评论影片的人均受到严厉批评,或是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及时地表了态:“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丁玲通过电话,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
此后,中央领导人一直关注此事的动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毛泽东都认真过目,甚至重要文章他还亲笔修改。不过那时毛泽东比较宽容,对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周扬说:“检讨了就好,大家要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也专门约有关人员谈话。他一扯开那浓郁的川腔,重大问题也变得轻松起来了:“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我——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
影片是上海拍摄的,结果在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约一百人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武训传》的批判能比较平稳进行,这和当时人们思想作风和政治空气有关,也同周恩来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有关。
1952年3月,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时,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化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是和少奇同志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我负有责任。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现在再看《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这是江青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秘密的核心人物,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昔日同行的一个机会。
然而,许多电影界老同行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受到强烈冲击首当其冲是电影界。郑君里、赵丹等一批电影界的知名人士在劫难逃。
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在电影界和知识分子中间,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和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到了1952年骤减到两部。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所以,很长时间,《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像两块不散的乌云,在戏剧、电影界的上方徘徊。一直到1956年,中国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了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号召,一些古典戏、神话戏和现代戏才从沉寂中苏醒,重新又活跃起来,并且编排公演。后来被打为毒草、黑戏、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探阴山》、《四郎探母》、《奇怨报》、《活捉王魁》等,就是这次会议后排演的剧目,随后又演出了《李慧娘》、《二进宫》等受群众欢迎的传统剧目。
可是仅隔一年,1957年,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又触及了这个敏感的话题。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宽容和温和,没有给戏剧界的正常传统剧目带来太大的影响。新闻摄影的镜头里,至今还有一幅1960年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登台向京剧《文成公主》演员祝贺的画面,说明“才子佳人”还没有真正“伤筋动骨”。
就连政治投机家,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康生,也在1959年上海戏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传统无论如何不能丢,昆剧、京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他为了维护传统剧目的原汁原味,甚至还说出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绝话:“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可见当时传统剧目树大根深,不是什么人讲讲话,或是下发几个红头文件所能“砍伐”的。
江青从1955年到1962年的6年里,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其中有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医院养病。这期间,她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经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被遏制的失落之中,致使好强的个性上又蒙上了病态的色彩。
60年代初,江青这个传统京剧的爱好者并不青睐和赞赏现代戏。一方面她的政治欲望还没有膨胀到严重程度,没有意识到文艺舞台和政治舞台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她被疾病折磨,没有精气神在文艺舞台上指手画脚。那段时间,江青常常心烦意乱想过戏瘾,康生马上讨好地以中央首长的名义专门点鬼怪、荒诞剧目给江青看,什么《大五花洞》、《虹霓关》、《沙桥饯别》等。有时她也出入北京的剧院。为了不被外人发现,每次看戏她不得不“包装”一番:头戴便帽(因为植物神经紊乱,不能见风见雨,外出喜欢戴帽子,这个习惯保持了终身),眼配墨镜,嘴捂口罩。不过那时江青还不太出名,即使有人知道她是谁,也不会发生水泄不通的围观。
就这样,整整两个月,江青几乎每天看一场戏,看得她精神焕发,病情见好。
康生和江青在戏剧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已有相当历史了。
40年代初,江青刚离开大上海的水银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块虽说荒凉却如此炽热的黄土高坡张开了双臂,一视同仁用真诚与淳朴欢迎每一个热血青年。江青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来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越加活跃,引人注目。江青活泼的性格、浪漫的情致以及大城市人的气质,感染了身边的人,同时也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
1941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后,住在延安枣园,他们窑洞后面紧挨着几户老乡。当年的老邻居虽然已经年逾八旬,记忆力却极好,至今还记得毛泽东一家人在枣园生活的情景。这是一幅拨开硝烟雾幕,没有战争刀光剑影,没有超脱世尘的神秘光环,充满浓郁家庭生活气息的画面。
“毛主席在延安娶了个婆姨,叫江青,唱戏的。个高高的,皮白白的。他们生了女娃娃,我见到有二三岁了,皮肤随妈,白;模样随毛主席,俊。我家和毛主席家只隔一堵土墙,他那院子里人说话,我这都听得清清楚楚。江青爱唱戏,唱啥我们听不懂,不过声音好听得很。开始她只是一大早唱两句,不当回事唱。后来,他们院子里来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有时我们都过去看,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好多大官都听她唱。院子里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戏一样,热闹得很。毛主席边听还边打拍子,他们的娃娃也旁边一摇一晃学她妈妈模样……”
当老邻居知道,当年的娃娃李讷已经是50出头的中年人,而且也喜爱听京剧时,竟然惊喜道:“随她妈妈,小时候受她妈影响。”这位老邻居从血亲角度看待她们母女关系,也合乎人间情理,毕竟每个人只有一个生身母亲。
康生当时在延安是延安剧院的第一任院长,又是中央社会部部长。那时在延安的人大多数是出生入死打仗的军人,和文艺不搭界,能唱会跳的人不多,唱京剧的就更少。加上那时人们思想都很正统激进,不能接受传统京剧,认为封建主义色彩太浓。
而江青表现了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在人们惊奇眼光的注视下,引喉高唱,把《打渔杀家》桂英儿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康生不仅为她壮胆撑腰,而且亲自执鼓槌,为她演唱击打伴奏。因为有康生支持,江青又带头登台,延安城里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京剧革命”风。
后来江青竭力提倡改革传统京剧,甚至亲自培植“样板”戏。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已经不是想成名成家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