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摩登文人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在此书中，郭沫若就对李白捧之上天。为了衬托，还顺手对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驾齐驱的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按之入地———好让李白在整个群星灿烂的唐代“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以此证明领袖眼光卓越伟大英明。
文革中郭沫若如何打压杜甫
书中打压杜甫的一个最主要做法是认定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那个年代叫人是“大地主”，几乎就跟叫人是“臭狗屎”一样具有杀伤力。本来，一般都以为老杜的诗歌具有古代文人中最为突出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古代诗歌中少有的富有人民性的代表作。可郭沫若却慧眼独具，偏偏从杜诗中看出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老财———“诗里面赤裸裸地表示出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那么，这种感情是怎么表示出来的呢？
在书中《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老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而后指出“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防强盗进来”云云。这种深文周纳简直叫人跌破眼镜：数自己的鹅鸭，关自己的柴门，就成了“赤裸裸的地主心理”？莫非要像陶渊明那样鸭虽养而不数、门虽设而常开，才算是赤裸裸的贫下中农心理？
推测郭诗人的意思，似乎是讲杜甫既然孜孜不倦地数鹅鸭而关柴门，说明他财产不少，也因此说明他是地主———贫农哪有什么鹅鸭？如此划分成分，真让人啼笑皆非：鹅鸭居然成了是不是地主的依据！还有层含义似乎是讲：杜甫所以这么经常数他的鹅鸭，是因为他怕自己的鹅鸭被贫下中农偷去下酒：财富既多，又如此小气，岂非“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然而，且不说人家的鹅鸭，你———哪怕你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该不该偷，就算人家经常数鸭子，就真的是因为“怕被人偷掉”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著名戏剧家陈白尘给下放到古云梦泽旁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来他写了一部叫《云梦断忆》的回忆录来记载当年干校生活。其中写到当时他做鸭官，放养一群鸭子，得到的最大学问是：“一切牧鸭人，每天都要点鸭子的，甚至一天二三次。”为什么呢？陈白尘的回答是：“鸭子虽然是‘集体主义者’，即合群动物，但有时也不免来点自由主义倾向。比如，鸭群都集合了，而某位鸭女士正在吞食青蛙而不上不下时，或者它钻进蒲草、芦苇或枯荷叶中，一时未听到集合信号也是难免的事。牧鸭人除此之外，还得防自己的鸭群是否混入别人的鸭群，所以为防这些意外，鸭官都要随时点数。”可见，所以“鹅鸭宜常数”，只是出于对自己鸭群的关爱照顾，跟什么怕被别人（“贫下中农”？）偷掉，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以此为证据来证明数鸭者乃大地主大坏蛋，更是深文周纳胡说八道。
郭沫若是大诗人，可是当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写文章颂圣之时，也难免为文而造情的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