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行刺董卓献刀为挑拨董王相争

《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究竟是不是一革命一保皇的关系？不是。法与儒只是他们表面的手段，实际都心存“异志”。曹操是先拟传矫诏，后挟持天子；刘备是先违规吸收外姓兄弟，后放弃宗亲刘协诏封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官爵，另作他图。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对两位篡逆者大书特书，还通过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因为东汉天数已尽，理应改朝或换代，而曹、刘又是最先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的人；最先实施破旧、立新同步战略的人；最先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探索第三种——徐图——解决方案的人。二人共同组成了“三国”初期最高效的双轨制的革命。且看他俩最初是如何巧借董卓、吕布等人掘得第一桶金的。

曹操行刺董卓献刀为挑拨董王相争

曹操刺董献刀是挑拨董王相争的大连环计

但凡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曹操刺董未遂报以遗憾或揶揄，对王允所献的连环计则赞不绝口。实际上，王允哪堪与曹操相比，他只不过是曹操大连环计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其实，离间计的甜头曹操早就尝过，幼时曾故作中风状，诈倒于地，挑拨叔父与父亲的关系，“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此为人物个性铺垫。

曹操为什么要借刀，王允又为什么会借给他？

尽管此前“越骑校尉”伍孚行刺失败，尸骨未寒，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对付权勇俱备、形影不离的董吕父子还是只有行刺一条路。下一步在于总结经验、改良武器。曹操猜度到这种公众心理，便在王允的寿宴上自告奋勇提出愿借七宝刀，再干一场。王允顿时被曹操的慷慨陈词折服，以为天降神侠，就毫不犹豫取刀相助了。——他设寿宴的意图也是为了招新刺客。

但接下来曹操却全然没有了刺客最起码的果敢和献身精神，动作变得怯懦而又暧昧。白白错过了董卓“倒身而卧，转面向内”的动态时机，直待他卧定，能从“衣镜”中反观到到外人时，才掣出宝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堂堂刺客做不到比肥猪董卓倒身、转面的动作更快？难道经常出入相府的校尉不知道董卓床上装有“观后镜”？(他是连王允的藏宝都打探清楚了的。)而且即便抽刀时被发现，也还是有时间大臂带动小臂，手起刀落呀。何必迫不及待下跪献刀呢？

对此，曹操向陈宫的解释是：“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哈哈，除了彼时彼刻的陈宫，谁会相信制天命而为之的曹操的辞典里有“天意”呢？只会是“我故意”！从这个视角看，曹操的演技堪称精湛。第一步，让董卓稍起疑心。由于董卓从镜中看到了他拔刀的全部过程，所以即便生疑也不至于太起急。第二步，让董卓暂时打消疑虑。曹操知道董卓生性贪婪，所以借来了一口著名的七宝刀，虔诚相献，令其无法拒绝；第三步，让董卓认定他就是行刺。曹操离开相府后，故作心虚，仓皇逃跑，董卓这才决定全国通缉。操虽败犹荣，一夜成名。

与此同时，王允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几乎没被曹操气死。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便放弃暗杀的单边思维，背水一战策划起美人计、连环计来。

曹操后来对陈宫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明骂董卓，暗中一定也包括王允。只是曹操没有过多地自我陶醉，旋即趁热打铁，高扬“忠义”、“讨董”的大旗招兵买马。曹操是野心家，更是实干家，他够资格“通吃”。

曹操为什么不让董卓“突然死亡”？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战争正式进入智力时代，英雄们都开始思考如何用最小的社会动荡换得最彻底的革命胜利。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嫁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乎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婵。

貂婵、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将吕伯奢全家灭门，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买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从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他的儒皮是逐层脱去的，直到头风痛不治，直到杀死名医华佗。行为是检验人生哲学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