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挣了大钱的人来说，要永远牢记在心的是：早晚有一天，天下还会大乱，“瘟疫时代”还会到来，四个骑马先知还要不期而至。也许某一天早上，你醒来时发现野蛮人已经兵临城下了。你的钱财会让别人嫉妒，同时你的财富又会让你自己得意忘形。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富人的天性就是富有的傻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哪种财产最安全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大创富的时代。当然，财富会引起仇富情绪，财富也会被放荡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浪费掉，或者被信奉平均主义的政客们瓜分掉。但是，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下，灾难性事件是否会毁灭财富，这些事件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已经多次发生。西塞罗说：“历史会照亮现实，激活记忆力，为你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包括那骇人听闻的动乱、对财富的毁灭性破坏，以及股市所显示出的独具慧眼，所有这些都是让人们辩论不休的题目。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财富是暂时的，多样化是最重要的，而股市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则能显示出惊人的本能反应。正如一句老话所讲的那样：每当大事要发生的时候，它们的影子总是要先投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墙上。
从古至今，有钱人、房产业主、生意老板和金融大腕就一直不停地受到威胁，那些威胁来自仇富者、革命党、入侵者，也来自自然灾害、瘟疫、饥荒、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技术更新与新发明创造当然也是一种威胁和毁灭的力量，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威胁。技术改革会将迟钝不变的企业一举吞噬，同时吞掉它们的财产，但这是一种世界进步的必然进化规律，是创造性的毁坏，只要我们随时警惕，及时改革，采取多样化措施，就能将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对财富最致命的灾难、最带有毁灭性的威胁，就是战争，特别是战败的战争，被敌人占领国家的那种战争。欧洲的历史充满了对财富周期性的大毁灭。如果你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那么你会看到谢尔曼的大军穿过佐治亚时进行的那种财富掠夺。
战争看来是人类的一种病态反应，而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也让人高兴不起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眼泪的劝导下，人类会远离战争了，可是各种各样的冲突还是在不停地发生着。现在所谓的文明世界正面对着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我们要跟恐怖分子作战。100多年前，有一个叫莫尔克的日耳曼军阀曾经总结了战争不可避免，全世界都需要战争，他这样说道：“永久的和平不过是梦想，但那不是一场美梦。战争是上帝安排世界时所设下的一个因素。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迷失于唯物主义之中了。”
这一理论得到了尼采的响应，他写下了这么一段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想让人类忘记如何发动战争，只不过是天真幻想和一相情愿。我们对人类不抱有什么希望。为了打一场伟大的战争，人类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靠军营训练出强健体格，靠仇恨点燃残虐怒火，靠冷血谋杀来抹杀良知，靠消灭敌人来激发民族狂热，对生命的丧失无动于衷，对自我本身的存在毫不在乎，对同胞的生死更是漠不关心，我们要的只是震天动地的欢腾，是震撼灵魂的冲锋，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活力，就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自救了。
如果战争和毁灭总是循环往复，不可避免，那一个有钱人该当如何应对呢？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内财富来说，土地和房产在你的国家陷入动乱时是最安全的，在世界陷入危机时是最有保障的。一处朴实无华的田产或农场，比一座炫耀夺目的豪宅大院更好，对你保住财富更加有利。砖砌的房子，水泥制成了建筑可能被征用或被炸毁，可是下面的土地是谁也拿不走的。敌人不可能把它抠下来运到别的地方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里，如果你拥有一处农庄，你可以挖一个避难所藏起来，幸运的话，可以一直在那里待着，等到大难结束。在你一个遭受饥荒的国家里，你至少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在法国和意大利，拥有并管理一处葡萄园是财富保值的极佳方式。
20世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确切地说，标志着一个动乱时代的结束。然而，世界历史表明：财富的毁灭，不管是通过战争、瘟疫或者技术，总是在人类中间发生着，不管人类有多么成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宿命会改变。那么，在新的世纪里，对财富的威胁又是什么呢？是恐怖主义、宗教战争，还是贪欲太盛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崩溃？谁能说得清？但是，我们要保持警惕！野蛮人还是会再来的。
恐怖主义当然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自然灾害或技术灾难也会造成类似的大屠戮。我们可以设想一场海啸，它不是来自大洋，而是来自一场生态瘟疫，让人类再无法生存下去；或者来自一次技术性的恐怖袭击，把所有的金融数据材料都毁掉。还可以设想发生了一场因贪欲无度造成的金融海啸，使全球所有数据公司都破产了。2007年夏天发生的次贷危机难道不是一次警告吗？如果一个金融机构破产了，那么，对所有相关联的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多米诺骨效应啊？也许，下一次野蛮人入侵时，他们打扮成了投资银行家、股票交易师、保险基金经理。
讲到财富如何保值或增值，实在没有最好的解决之道，更没有万能良方。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被征服、遭占领的国家里，或者你的国家正遭受一场生态或技术大灾难，那你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了。当然了，如果你能在灾难发生之前就逃到避难之所，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灾难及其影响有大有小，大到狂轰滥炸，小到停电事故，不管怎么样，都会造成法律与秩序的破坏，而那种情况对财富是绝无好处的。等着野蛮人兵临城下，实在非明智之举。你必须早作准备，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野蛮大军会以各种伪装杀来，一直打到你的家门口。对你来说有点难办的是，野蛮人下次杀来的时候，肯定打扮得与以前不一样，行为特征也大不相同。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会同样野蛮，同样掠夺成性。
关注“黑天鹅”
风格独到、颇有创意的哲学家塔勒布出版了一本新书《黑天鹅》，在书中，他引进了“黑天鹅”这一概念。黑天鹅是自然界的极端异常产物，在澳大利亚发现之后，人们才相信世界上果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它生动地说明我们仅靠观察与经验所得的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们的知识又是多么不堪一击。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将人类几千年里经过上百万次观察所得出的天鹅皆白的结论彻底摧毁了。
对塔勒布而言，“黑天鹅”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事件，因为它完全超出常规的预期之外，以往的经验都无法证明其合理性。一只黑天鹅是极为罕见的，它的影响却是极为巨大的。不管怎样，它都具有一种回溯性或然论。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生物，自然就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了。
“黑天鹅”现象是完全无法预期的事件，只需要20种这类的异常现象发生，就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对费迪南德大公的暗杀、希特勒的发迹、珍珠港偷袭、“9·11”恐怖袭击、1987年金融风暴，所有这些都是“黑天鹅”事件。纽约的两座摩天大楼在一个早晨被夷为平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按照股市波动的一般规律，即使美国股市永远地下跌，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跌幅达到22%，可是，在1987年，这种事却真的发生了！
中途岛战役对美国而言是好的“黑天鹅”，对日本而言是坏的“黑天鹅”，因为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那场海战无论对战争还是股市，都成了一个转折点。没有人想到股市当时已经探到了底，只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伦周刊》的投稿人，以及股市投资大众对此才有所领悟。只有可怜的、落后的德国股市真正了解到，巴巴罗萨计划和希特勒的帝国之梦早在1942年晚秋，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就达到了顶峰。
塔勒布并没有为投资人提供对付“黑天鹅”事件的可行之道。他正确地指出：当投资者在评估风险时，他们一般不会把“黑天鹅”发生的可能性估算在内。他还说：“我们总是吸取我们不能吸取教训的教训。”他认为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在呼啸而来的火车前面捡硬币的交易员”，也就是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实际上是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他说得很多，也说得很对，只是很遗憾，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黑天鹅”的发生呢？他的观点好像是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在他的书最后，他这样结论：“你在我的思想里找不到对付‘黑天鹅’的解药。有时候我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会显得极为保守，有时候又会显得极为激进。”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他的原话。
13D研究咨询公司主席基里尔·索科洛夫在论及塔勒布及黑天鹅时，这样写道：“如果你思维敏捷，能力极强，那么你就一定能预感到大部分即将来临的黑天鹅现象。”他近年来所发生的许多“黑天鹅”事件都被其他人，还有他本人预计到了。也许他说得没错，只不过我还是表示怀疑。在头脑里想象出哪件事似乎就是“黑天鹅”，但是，难就难在你得把“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估计到，比如说，你得预测到一两年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预测得过早，那也算是错了。
当然了，你可以想象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只是要考虑到保险费得花多少。
在1987年春，一个年轻又聪明的专利产品分析交易员在一家大投资银行(不是摩根士丹利)工作。这时他相信(根据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个定量分析模型)，美国的股市大繁荣马上就要导致一次股市大崩盘。幅动不是10%，也不是15%，而是极为罕见的25%的标准异动，就是说，是“黑天鹅”式的20%~25%的跌幅。他还进一步推断出，这一大跌要在数周之内全面爆发，而不是想象中的长期恼人的熊市。他为公司还有他自己(将自己全部收入的70%投入了进去)疯狂地购入了大量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一些低价垃圾股。这样一来，当大崩盘来临时，他就为公司和自己狠赚了一大笔钱，公司同时也奖励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后来怎么样了呢？现在，当年的那位小伙子已经长了20岁，从那以后，他一直对股市持有熊市的观点。他发明的那个定量分析模型很有名，1988~1998期间，三次预报过“黑天鹅”的来临，不过三次都报错了。1999年，这个模型因为无用最终被放弃了。1988~1995年，另有10~12个聪明的年轻交易员也因为预计到了“黑天鹅”的来临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在类似的交易中挣了大钱。我不能肯定，但是我想他们中间肯定有一大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迷上了“黑天鹅”概念不能自拔，结果被这一概念弄得一败涂地，在2000年因新技术的出现而陷入绝境。
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黑天鹅”的出现时间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千万不要迷上这一理念。尼采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长时间地盯着深渊，最后你就会变成深渊。”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就要拿出你5%的钱放到安全之所。再拿出5%的钱放到农场里。你还应该购买一些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防止通货膨胀的债券。不过，在我看来，你应持有的比例是5%~10%，而不是50%。还是尼采说得好：“闭眼不看过去，那你就等于瞎了一只眼。沉迷于过去，你就等于瞎了两只眼。”
说到把钱存到保险的地方，在写作本书时，我读了大量富翁在战争期间把钱存到瑞士银行的故事。许多时候，家族的父亲在战前就把钱偷偷存入瑞士银行，留给自己的继承人。战后，瑞士银行严格依律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你拿出正式的账户所有人手续时，才会把钱交给你。相反，如果你拿不出来，他们就绝对不会付钱。
例如，埃丝特尔·萨皮尔是波兰华沙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家的女儿，父亲叫约瑟夫·萨皮尔。她家的公寓楼里有许多上等家具、银器和艺术品，还有许多居家仆人。当德国人入侵波兰时，萨皮尔家族逃到了法国。德国人攻入法国之后，把他们都逮捕了。埃丝特尔与父亲隔着监狱铁窗进行最后的谈话。“别担心钱的事，”父亲这样对她说：“我在瑞士银行给你存了大笔的钱。”他提到了那个开户银行的名字。他把手伸过铁窗，用手指在女儿的手心写，让她记住有关的信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了马德内克死亡营，从那以后，再没有他的音讯了。
战后，埃丝特尔在法国活了下来。1946年，她来到了日内瓦的瑞士信贷银行，要取走自己的钱。银行经理走了进来，带着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约翰·萨皮尔”签名的文件袋。她拿出了自己的护照，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还给经理看了父亲亲笔写的关于账户资料的便条。但是，银行经理却不给她那笔钱，向她索要她父亲的死亡证明。她气得不行，说：“我去跟谁要死亡证明？去向阿道夫·希特勒要吗？”但是，银行经理不吃她那一套。她在1946年又两度去那家银行。1957年又去了一次，1996年再次去找他们。可是都没有结果。后来是美国人进行了干预，结果那家银行在1998年象征性地付给了她500 000美元。可是，她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享年73岁。话说回来，那都是她父亲的错，因为当初是他自己在开户时加了那么一项条款。
许多银行的做法是这样的：如果在过了若干年之后，一直无法与账户所有人取得联系的话，那么储户的钱可以转到银行的保留基金里。这一做法让许多存款人大为愤慨，许多人写文章，著书立说，对此大加抨击。例如，汤姆·布维尔写了一本书，于1997年出版，书名就表达了其内容：《纳粹金条：瑞士银行与纳粹合谋50年全史》。我不相信有什么合谋的事情，银行当然得有银行的规矩。但是，这一个故事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你因为避难要存钱时，一定要跟银行签好协议，以便以后取钱时银行能够通融一些。并且，签订合同前应把银行协议的每项条款都看个仔细。
你如何才能预防未来的动乱而保存财富呢？谁也说不清楚。不确定性的意思就是说，不确定性逼着我们要将财富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分散风险永远是谨慎投资者的第一要义。分散你的财产，把它们分别放在股票、债券、私人证券、零售企业，以及公司经营的股份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奶牛是最安全的保存财富之方式。那当然是 正确的，不过大旱来临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把你的财富分散开来放置，不要存在一个地方。不要把你的证券都存在纽约、伦敦和苏黎世计算机化的大银行、大经纪公司那里，同时也要记住，那些文件都要用你的名字存，不是用街道名。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像你吸了二手烟一样。吸入之后，很有可能你会得癌症。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
幸存下来的物种并非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适应变化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在不同时期保存财富的人。
永远要关注市场投资大众的集体智慧，因为他们所反映的正是市场真实的声音。他们并非永不出错，但是比起专家和媒体，他们要聪明得多。同时也要明白，他们在抄底时，比在巅峰时更为明智，而且，你也不能指望他们能预知恐怖袭击、瘟疫和金融风暴的来临。
至于说到在历史转折时刻股市本身是多么明智，我想历史记录本身是最有说服力的。
伦敦股市
在1940年初夏，敦刻尔克撤退刚结束，不列颠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然而，伦敦股市已经感知德国在攻击英国的战争中已近尾声。我们翻看史料，发现当时没有任何有名望的人相信这一点。战场的情况一塌糊涂，英国正在孤军血战。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丘吉尔当时在公开演讲中也出言谨慎，强调“不列颠战役不过是刚刚开始。”事实上，英国陆军和海军接二连三的失利，已经让他深感失望。
伦敦股市在1940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探了底，几乎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末期低值相等。那真是大抢购的绝佳时机，但是只有一批投资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具体来说，那一天就是1940年6月27日。正是在那一天，丘吉尔向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发出警告，声称如果“英国被打败，并有大面积土地被占领，那么很可能在英国就会出现一个亲纳粹政权，英国就有可能与纳粹单独讲和了……在那种情况下，英国舰队就成了一份给伪政权的一份厚礼，那个政权可以用它来跟领导者讨价还价。”6月27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战争部的联席高参会议上，伟大仁慈的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呈交了一份报告，“根据那份报告，美国再也不要向英国运输任何物资了，因为英国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几乎与此同时，约翰·F·肯尼迪在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狂热进行工作，而德国派往伦敦的一名间谍则不停地在唐宁街10号附近的垃圾箱里不停乱翻，想找到丘吉尔是个大酒鬼的证据，这可是希特勒一直怀疑的。
如前所述，美国股市在1940年同时探底，只不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1942年。唯一不理解形势的股市就是巴黎股市，不过，在伏尔加格勒会战之后，它也明白了：第三帝国不可能维系上千年之久。在1941年，英国投资者正确地预感到了英国的胜利，因而股价开始飘红，虽说在那年的第四季度战场的情况还是糟糕透顶，人们对英军的能力一再失望。伦敦肯定预感到了美国行将参战，甚至它有可能感到(当然不是确切地预知)到了像珍珠港那样的事件行将发生。
柏林股市
随着风向转变，日本和德国政府对股价开始进行控制了，规定谁卖股票谁就是“不爱国”。这样一来，我们不会看不出股市对形势反映的聪敏性何在了。然而，德国的股民还是富有预见性的。就在1941年11月，德军困于莫斯科郊外之际，柏林股价达到了顶峰。在一个极权国度里，能有这样的精准预算真是难能可贵，要知道当时所有的消息都是受到控制的。当时，有个别希特勒的将军私下里怀疑说，德军已被“苏联的广袤”给消耗坏了，但是，他们自己对元首还是确信不疑的，所以那些言论又有谁能听进耳朵里呢？
日本股市
在日本，情况也大同小异。日本政府对战争消息严格控制，日军损失的情况要么不向公众汇报，要么就是轻描淡写。对日本公众来说，失败是不可能的事。在整个1942年，日本大众得到的消息都是日军大胜，一个接一个地占领别国。珊瑚海战役、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康纳尔岛战役都被宣传为日本大胜。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珊瑚海和中途岛被击沉的日本军舰上的幸存官兵，虽然回到了日本，仍不许登岸休假。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日本在东南亚就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但是，投资者却看穿了这些宣传的真面目，股价实值到1942年秋就探到了顶点。食物短缺，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拆下来炼钢去了。投资者看到这些，怎么可能还把自己的血汗钱投到武士道的光环里去呢？
美国股市
美国的情况同样富有戏剧性。美国证券市场在1942年春末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值，当时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正在进行中。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前几个月里，官方也好，媒体也好，对太平洋战事的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小小的占便宜会给说成大大的胜利。这并不是有意宣传，因为战场上的士兵常常把自己打飞的子弹误判为击中了敌人。华盛顿更愿意相信日本军舰像石头那样一个个沉底。通过潜望镜看时，一颗本来击中小小驱逐舰的鱼雷，却给富有想象力的美国人这样的印象：哇，它击沉了一艘战列舰！举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刚刚击沉了一艘日本巡洋舰，而事实却是，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他把炸弹投向了一艘美国潜水艇。那艘潜艇给炸沉了，而飞行员兴高采烈，对这次战斗来了一个大误报。随着战争的进行，美方也好，敌方也好，都要把飞行员的战绩报告大打折扣，有时要把那个数字除以2，有时还需除以3。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2年中期，怀疑论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战场上的报告，误差那么大，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了。美国媒体对战争指挥狂批痛责，对军队的无能痛心疾首。珍珠港和爪哇岛失败之后，军队的无能特别是海军，成了报纸社论的主题。有人主张(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应该把麦克阿瑟送交军法审判，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居然逃之夭夭，把自己的部队丢给敌人，全数被歼。珊瑚海战役被报纸报为一场失败；而中途岛战役中美国鱼雷艇的损失被多报，“约克顿”号航母的受伤被夸大了。如前所述，日本官方宣布他们在中途岛取胜，而且，这时隆美尔的装甲军团已经攻取了利比亚的图卜鲁格，距埃及的亚历山大不到65英里了。人们的失望变成了绝望，战场传来的消息坏到了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