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保留毛泽东遗体并建立纪念堂后，选址在何地便成了反复研究的问题。当年一些人猜测，可能会学中山陵那样在北京西山建堂，然而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纪念堂选址在天安门广场的内幕
当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总揽全局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遗体保护的决策性意见，均出自这个最具权威的办公室里。为筹划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办公室专门设立了一个“陵墓设计小组”，后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由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的赵鹏飞和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挂帅。
1976年9月13日，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的当天，即电话通知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8个省市10个单位，要求选派最有声望的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师和工人代表共40余人前来北京，负责陵墓的选址和设计工作。
选址工作刚开始，便众说纷纭，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时选来的是一批最优秀的建筑专家(国家建委建筑科学院5人，北京市规划局和建筑设计院各6人，清华大学4人，上海4人，天津、辽宁、广东、广西、黑龙江、一机部各3人)，他们汇聚到北京后，立即成立了选址设计小组，并于9月14日投入到了紧张工作之中。
在近两个月的选址工作中，专家们走访了北京的有关地方，察勘了多处名胜古迹所在地，先后对香山、景山、北海、中南海、天安门广场及其北部一带等十几个地点作了重点调查研究，并先后提出了各种方案和设想。
选址设计组的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理应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陵墓，让他老人家能够安眠静息。为此，他们设计出“水上日出”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为此，专家们来到中南海、北海、昆明湖……走了一水又一水，寻找着合适的水域。
中南海是毛泽东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里一泓碧水，微波荡漾，岸柳成行，绿草如茵，亭台廊榭，风景秀丽。有人主张将主席陵墓建在瀛台小岛上，然而中南海是全国最高领导中心和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陵墓建在这里会有每日数万人前来瞻仰，势必会影响到此处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再者，瀛台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将毛主席陵墓建在此处也不合适。
北海、颐和园虽然不是中央办公地点，但公园毕竟是人民假日休憩、游玩放松的地方，在此修建陵墓与整个环境和气氛显然不符。
有的专家提出了“山顶红星”方案，并为此又去攀香山、景山、玉泉山，走过了一山又一山。
香山方案曾一度被看好。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由河北省平山县迁至北京后，香山曾是毛泽东居住过的地方，直至同年秋天才迁往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虽然只住过短短几个月，却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作战，商讨和确定了建国大计，拟定和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献。除历史地位重要之外，在此仿照气势宏伟的南京中山陵，依山而建毛主席陵墓，同样可以获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效果。然而，香山虽有山势险峻、气势开阔、景色秀丽、环境幽雅之长，却距北京城较远，给群众带来不便。
景山公园与中南海、北海这些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内最优美的风景区，也是北京过去城内的最高点。站在景山主峰的万寿亭上，天气晴朗时，不仅可以环视北京全城，还可以俯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故宫。景山虽位于整个京城的中心位置，但却距离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较远，也显偏僻。
当依山依水的各种方案纷纷受到质疑后，选址设计组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以北的方案，是把陵墓建在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之北的端门位置上。提出此方案的专家认为，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队伍时，游行的人群面向天安门，同时也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此修建陵墓，不仅不涉及房屋拆迁问题，还有现成的公园树木可以利用。此案的缺点是，陵墓藏在古建筑群中，而且被高大的天安门挡住，广场上的群众根本看不到它。
在选址和设计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8日作出了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式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这一决定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人们开始关注毛主席纪念堂何日建成，也促使纪念堂设计小组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进程。
选址设计小组的专家走遍了京城内外，仍没能找到最理想的地方，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
正当选址一筹莫展的时候，谷牧、顾明等领导多次参加现场勘察，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选址和设计方案，广泛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并就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指示。顾明耐心启发小组成员说：“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烈士们到月宫里，吴刚捧出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
领导的启发，给选址设计组的全体人员，指明了选址和设计的方向，引导他们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对众多方案的反复比较和论证，设计组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坐落在广场北端的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已经成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象征。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毛主席曾多次在这里检阅过群众队伍，检阅过人民军队……早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将来要“让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经过3次大的整修扩建，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可见，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光彩夺目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宏伟建筑群体，使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内容更加鲜明突出，雄伟壮观。
总之，设计组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地方。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等问题的汇报后，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范围虽已缩小到天安门广场及纪念碑以南，专家们仍提出了3个方案：
一、与纪念碑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纪念碑。此方案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含义。
二、与正阳门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正阳门。此方案不妥之处在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三、天安门广场最南端的方案，即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与广场北端的天安门遥遥相对。但这将使纪念堂紧邻喧闹的大街，与其庄严肃穆的气氛显然不符。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现存的且保持完好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不仅丰富了广场南面的轮廓线，而且起到了分隔前三门繁华区的“影壁”的作用。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终决定将纪念堂建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位置上。
最后确定的选址，实际上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这个位置处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使得纪念堂和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又由于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相对较小，把它建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两大建筑之间，宛如“众星捧月”，更加突出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
纪念堂的设计工作与选址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特定地点的周围环境，制约着建筑的形式与布局，因此，专家们在选址的同时，也在研讨着各种形式的建筑方案。由于时间太紧迫、太宝贵，他们往往是白天到现场勘测，夜晚回来考虑设计方案，驻地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在最初产生的建筑设计方案中，大多绘制的是陵墓形式，有墓有廓，陵寝结合，并以实体为主，基本上没有柱廊。即使有柱廊，也多采用短而粗的柱墩；有的则以短柱托起大块方形的花岗石实体，上面覆以党旗。还有的以延安窑洞或五角星为主题。而在设计瞻仰厅的构思上，大都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方案都过于陈旧，不能很好地来体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一生。
谷牧副总理审阅后指出：在考虑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时，要注意和剥削阶级统治者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对立的关系，他们的陵墓建筑，总要显示他们是神圣不侵犯的统治者。因此，从外国的金字塔，到我国的地下宫殿，都给人以阴森压抑之感。而现在我们是要设计建筑一座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一生的纪念堂，它既要庄严肃穆、又要雄伟开阔。
顾明也提醒大家：毛主席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崇敬与爱戴，要从建筑整体来体现。苏联的列宁墓以及保加利亚和越南的，都相差不多，上边是检阅台、接见厅，这是否合适？我们要有创新，要结合中国历史，要有时代精神。
所有这些，都给设计者以启迪，他们又设计出多种类型的方案：
第一类是柱廊式方案，采用周围列柱，柱廊两端为实墙，列柱中间嵌以实墙等等。柱廊式方案气势挺拔有力，层次分明，富有表现力。
第二类是群体式，使纪念堂为一组建筑群，外轮廓线饱满，气势壮观。
第三类仍是无柱廊式的方案。
1976年10月下旬，方案设计进入了第二阶段，八省市的设计人员分别回各省市征求意见。在京单位则有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建筑雕厂的建筑设计专家和部分建筑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组成了设计组。设计组通过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请有关人员广泛评论后认为，柱廊式方案不仅与天安门广场四周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相协调，而且容易做到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因此，其他类型就没有再发展下去，而集中力量研究探讨柱廊方案。在分析柱廊方案的基础上，对影响大体型的屋顶形式提出多种设想。为了保持我国纪念性建筑的传统形式，台基采用分层。为了从天安门广场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纪念堂，体型采用了正方形。
当年曾参加选址和方案设计工作的华德润(原基建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在其撰写的《三十个日日夜夜》回忆文章中写道：
1976年初秋，人们的心情格外沉重，我们的祖国蒙受了巨大的不幸，继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毛主席又离我们而去。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当年9月末，我奉上级指示，带两名政治、技术条件都好的工程师去前门饭店集中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规划设计工作。全国26个单位多所大学。14个设计、研究院、所和6个委、局、厂)选派出59人组成规划设计组，由北京市赵鹏飞副市长负责，其中有很多人是全国声誉很高的设计大师和建筑界的权威人士。
赵鹏飞副市长向全组人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要求参与设计的全组人员，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方案设计报中央审定。会后，以单位或地区划分了若干小组，立即开展工作。3天后交出了第一轮方案，经过全组评议后再做第二轮。这里的工作是不以白天黑夜为界限的，只有一日三餐是正点开餐，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投入到设计中去了。困了就睡一会儿，醒了就再画。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陈植总工程师、陕西第一设计院洪青总工程师都已年过古稀，他们也都亲自动笔彻夜不眠的绘制方案。人们的眼睛都是红丝一片、就是在就餐中也是边吃边交换设计中的意见。第一轮的方案，比较多的有类似天坛式的圆顶建筑，有太庙式的大坡屋顶。但经过三轮评议后，大家的方案就有些近似，意见趋向一致，一个高台阶、高柱、顶的方案被大家接受了。因此，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了有关领导人面前。他们一面听取着有关人员的汇报，一面注视着眼前的建筑模型，议论着各种方案之长短……
这次集体审查确定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纪念堂就正式建在天安门广场南部——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即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正阳门以北。
第二，基本上肯定了三种设计样式，要求再作修改后，正式报中央审定。同时提出，纪念堂一定要设计得坚固适用，庄严肃穆，美观大方，有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要方便群众瞻仰，利于遗体的长期保护。
第三，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时间很紧，要精心组织、精心施工。
此后，国务院“九办”和纪念堂设计小组，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1月12日报经中央审定，正式确定了纪念堂建筑方案。用他们的内部话来说，就是“综合方案”。这个方案确定纪念堂的建筑形式为正方形，八开间，重檐屋顶，两层红花岗石台基，绕以汉白玉栏杆，廊柱为正方形抹小角。总高度为33.6米。
一个选址恰当、造型雄伟、符合需要、获得各方满意的方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了。
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丰硕成果。曾担任过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回忆当年参加总体设计时的情景，至今仍兴奋不已。他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回忆》一文中写道：
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和赵鹏飞等同志听完谷牧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要求，长时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此时，我禁不住想起过去为毛主席设计中南海住宅的情景，想起为他老人家建设北戴河休养建筑的情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现在要建设的却是和毛主席永别的工程，心中感到非常难过。
当时，对这个工程的概念，我一时还摸不着边际。我是瞻仰过列宁墓的，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要求，显然是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若是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领导大家把这个工程建得十分完美，让毛主席虽死犹生。但是，周总理先故去了，毛主席又离开了我们，“四人帮”还在那里横行，也许会更加肆无忌惮，或许会对纪念堂工程乱加干扰，一时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像建设人民大会堂一样，对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建筑，首先是请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来京进行方案探讨。
经各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研究，最初提出的修建地点有三个：一是香山，二是天安门广场，三是景山。起初，大家提出的方案，香山和景山方案的建设规模都很宏大，天安门广场方案的建筑体形也很庞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衷心怀念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有的建筑方案几乎把天安门广场南半部全部占满了，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
在所有专家当中，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二层高的建筑。杨庭宝教授冷静地考虑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环境，考虑到纪念堂应该是天安门广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规模合理，才能突出纪念堂的光辉形象，使它千秋万代闪耀着光芒。杨教授所作的方案，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在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提出方案离京之后，留下有清华大学、西安设计院、建工部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的教授和建筑师，负责综合各方案之长，提出实施方案。但是，当时有关地下工程保密很严，建筑师们不了解；纪念堂除群众瞻仰活动外，还可能有些什么活动，一时谁也说不清；还有，纪念堂的管理工作、遗体保护、警卫工作等，既要十分有效地进行，又要适当隐蔽，不能干扰瞻仰这个主题，布置相当复杂，各位建筑师一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当时负责施工的总指挥李瑞环同志焦急万分，因为设计方案不定，一切将无从下手，他一天催几次，让我们尽快拿出实施方案。赵鹏飞同志和我也急得直冒火。
在这种情况下，经和赵鹏飞同志商议，由我动手，在各位教授和建筑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交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伯义建筑师画出了正式方案。这个方案是65米见方的平面，后来经大家进一步研究修改，增加了警卫和管理用房等，平面增大为72米见方。经谷牧同志请示叶剑英、华国锋同志，纪念堂工程实施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接着，下一步的设计工作和挖槽工作也就开始了。
在进行纪念堂总体设计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纪念堂的正门朝北，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都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感到这样似乎不妥。
经大家研究，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怎样解决呢？大家一时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还是赵鹏飞同志提出一个想法，就是把纪念堂庭院的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之中，背向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各向里压缩20米，成为现在的这种格局。
1976年9月18日下午，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群众队伍就是这样布置的，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