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启蒙先驱中，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周氏兄弟——鲁迅(原名周树人)及其二弟周作人。鲁迅，自不必在此赘述，上过初中的人，对他已是非常熟悉。而周作人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在文坛上是寂寞的，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
鲁迅之弟周作人：现代散文开山大师
一九二○年底，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其兄鲁迅甚是着急，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即现在的海淀)停饮，大醉。”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代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一边疗养，一边潜心研读佛经，还先后写下了《美文》、《碰伤》、《山中杂信》、《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此时，他潜心研读佛经，固然有消遣的缘故，但内心有苦闷，也是确实的。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山中杂信》，便似乎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字里行间响动着。查鲁迅的日记，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舍暮抄解》一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往山本病(似乎应为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音bōrě)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在《入厕读书》中写道:“……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动，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
令我遗憾的是，寻遍整个碧云寺，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更遑论给我指点了。还好，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也没法告诉我什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但他肯定地告诉我，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他还说，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我与他道了谢，走出罗汉堂，穿过院子东角门，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前门口挂一牌儿，上书“禅堂院，建于明代，为僧人修行处，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钦题‘鹫光合印’匾，二○○六年新辟《千年香山》历史文化展。”
再看周作人《一个乡民的死》的记述:“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在《山中杂信》中还写道:“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多了一些佛道之气。同时，也可以由此断定，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就在如今的禅堂院:正中是第二展室，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第三展室，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步出院门，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但隐约可认出“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至碧云”，“玉泉十丈瀑，谁识此其源”等。乾隆是太有诗才了，据说写了上万首诗，堪称写诗者之最，要是现在，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可惜，遗憾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周作人除了专门写《乾隆的恶诗》，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还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的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他也经常涉足。水泉院因院内“卓锡泉”而得名，依就山势，叠筑山石，亭台池桥，峭壁如城，泉清石美，林深径幽。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盘根错节，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很是好看，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泉水自岩壁间涌出，发出潺潺之水流声，一路流出院外。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也堪称一绝。据文献记载:该树“生于枯树间，初为槐，历数百年而枯；在根中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更生一银杏，今已参天矣。”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在树根四周，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
真可谓:一树三生独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问君谁与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