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胡愈之，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有影响的文化人。在从事的文化工作中，他们虽一侧重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一侧重多学科(思想、语言、文化……)探讨建设，国际问题研究，但由于多年同事，向往进步理想接近，故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也正因如此，他们就有了能够“互致”悼念这样有些离奇却恰恰可以表现情谊的举止。
茅盾和胡愈之互致悼词的故事
1940年，胡愈之撤离桂林到达香港。随后按周恩来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与郁达夫、沈兹九等人一起，创办报刊，在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茅盾在国内，也经历了新疆、延安、香港、桂林、重庆……一路奔波，几经风险。然而，就在行走的路途中，茅盾得到了胡愈之病故的消息。
那是1945年的5月份，茅盾一行人从香港脱险。走东江，过衡阳，到达桂林。一路的同伴中，就有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当时信息渠道不畅，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一度见到胡愈之遭遇不幸的消息。后来有可靠消息传来，知道胡愈之一行人尚健在，大家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到了5月，似乎确切的消息传来——“胡愈之病故”。此时的茅盾感到:“我们的震动实在难于想象！”
很快，茅盾便写出了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不可补救的损失》。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界又丧失了一位卓越的战士，中国民主运动丧失了一位领导者，这损失太严重了！”几天后，茅盾有了一点时间，他又较为从容地为老友写一悼念文字:《悼念胡愈之兄》。悼文中，茅盾回顾了他们两位在商务印书馆的印象及认识经历，对胡愈之的工作能力，予以了充分肯定。对他的为人，茅盾评说:“他供献他的经验和智慧，代人设计，代人拉稿，甚至还代人调解人事纠纷；他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白赔上精神和时间，以此为乐。”从更广大意义去观察:“他在文化出版界二十年，始终没有独树一帜或组织小集团的不光明正大的企图，的确是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以民族文化的利益为大前提的。”
作为友人的茅盾:“愈之兄的噩耗，来得如此突兀，我不愿信，但又不能不信……这一下打击太厉害了，对于文化界，对于日益开展的民主运动。”从现实情境考虑:“现在这一时代，诱惑比以前强得多，欺骗也比以前巧妙得多了，通过这一切考验而能卓然独立不屈，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魄力！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极大的一股感召力——给年轻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我们后死者——你的战友以及未来的年轻的战友，将以继续你的事业和学习你的为学为人，来永久永久纪念你！”
这篇情深谊长的悼念文章，发表在1945年7月1日的《中学生》杂志上。它与前一篇《不可补救的损失》，一齐收入良友版的《时间的记录》集子中。然而，这一切后来知道是误传，胡愈之并没有病逝，所以茅盾在此书后来的“后记之后记”中说:本篇(《不可补救的损失》)与《悼念胡愈之兄》“是讹传愈之不幸时写的，现在既知愈之兄庆幸健在，自当删去。”消息虽属讹传，可文章的情感，却是真挚、深厚的。
1949年后，茅盾和胡愈之都在文化出版界任职。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可他们的友谊是长期结成的，所以应该牢固，不动摇。1981年3月，茅盾因病逝世。这一次，轮到老友胡愈之来表达悼念了:“茅盾同志不幸离开我们了。”胡愈之首先对茅盾的文学成绩进行充分肯定:“他给我们留下了辉煌不朽的著作，有小说，有诗，有戏剧，有译文，有文艺评论，也有政论。……从第一部创作《蚀》起，到后来比较成熟的作品《虹》、《春蚕》、《创造》、《陀螺》、《林家铺子》、《子夜》、《腐蚀》……都反映了每一阶段的革命生活，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在现在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
友朋悼念，当然应谈及彼此交往。胡愈之回顾了他与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共同工作，从事白话文写作的情形。对于茅盾在文学方面的位置，胡愈之认为:“雁冰同志青年时期在文学上逐渐发展成为鲁迅以外中国第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在引用毛泽东认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评价后，胡愈之认为:“和鲁迅相比，茅盾同样是这个文化新军的创始者和指挥者。”“……他的全部创作，都反映了六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每个时代的实践。”
茅盾在文学创作初期，因《幻灭》、《动摇》、《追求》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而引起进步文艺界的轩然大波。一些“左”的激进评论家，攻击这些作品是“消极”甚至“反动”……茅盾以文学创作者的立场，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予以回应。可是，当时党内“左”的路线，还是使得早已参加党并作了大量党的工作的茅盾没有恢复与组织的联系。此时，胡愈之以过来人的识见，引用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中的一段话:“悲观颓废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并在文章结论中以为:“雁冰同志早在青年时期说的这一段话，在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胡愈之的这篇悼文，侧重对茅盾文学成绩，甚至政治身份的肯定。当然，对青年时期茅盾精神追求的辩白，在当时也是试图恢复作为作家价值的努力。虽然胡愈之、茅盾两人后来均担任了各种重要职务，可他们的精神底色，还应当称文化人才是。这大约也是胡愈之特地为当时茅盾作辩白的意味所在。
与茅盾当年“悼念”胡愈之相较，胡愈之文章的个人情感流露有限，这应当与年龄，情绪相关。他们两人同岁，茅盾当年撰文，尚四十来岁，虽在战乱，可对友朋早逝，毕竟有许多情绪冲击，写出文章，自然多有流露表达；比较历练世事已久，耄耋高龄后的胡愈之情境，当然不尽相同。可是，这两位文化人，在互致的悼念中，富含人情，人生况味，读来让人对世间情物，有所感悟，这是人们读这几篇悼文后应有的体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