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曾就读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莅任之初，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陈独秀呼唤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已是闻名遐迩、家喻户晓的人物，赞颂他的人，将其奉为楷模，诋毁他的人，则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陈独秀被逼离开北大的原因
他初长北大文科时，一些人便啧有烦言，只是因为蔡元培的维护和支持，他才得以在北大立根。七十年后，梁漱溟先生回忆当年在北大执教的经历时，还赞不绝口地说：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他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宣战，必然招来封建顽固派的非难和攻击。1919年2月17日，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在上海发表，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人物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田、金、狄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与“伟丈夫”荆生邂逅，荆生痛击田、金、狄三人，并借荆生之口，痛诋新文化运动。《每周评论》采取光明磊落的办法，将《荆生》全文转载。同时，也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予以转载。
在北大，通过与顽固派的辩论，新文化运动得以深入人心。但是，旧的习惯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又用造谣滋事的方式，无端地挤对陈独秀。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两封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张厚载谣言一出，立即引起众多守旧派的呼应，北大校园内沸沸扬扬，陈独秀似乎真的脱不了干系，只有一走了之了。
胡适最先在《北京大学日刊》辟谣，他说：这两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他说，“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而又不便正常辩论，只得让张厚载“闭着眼睛说梦话”，以中伤异己。他们没有别的本领，只能“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蔡元培也专此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并将传播谣言，损坏学校名誉的张厚载开除学籍。
风波并没因此而平息，不胫而走的谣言，越传越广，竟然产生了“三人成虎”的效应，陈独秀离开北大，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辟谣时，也说北大将于暑假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无庸置疑，陈独秀将因此而失去学长职。蔡元培是个厚道人，只是想以一个变通的方法，让陈独秀体面地离开学长的职位。
这时，陈独秀“嫖妓”的马路新闻，又经汤尔和传播到蔡元培的耳中。蔡元培乃道德君子，当然容不得如此秽行。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不设学长，改由教务长统辖教务。这是一件亲痛仇快的事情，胡适对此愤愤不平，他致信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而坠入奸人术中了。
多年后，胡适还在为蔡、汤等人“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而不无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