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吴光伟又名吴莉莉，父亲曾是北平盐务局长。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
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
吴光伟：引起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的美女
当年延安只有两个烫发、涂口红的女人，一个是海伦·斯诺，另一个就是吴光伟。史沫特莱到来后，与吴光伟及接待她的女作家丁玲活跃在延安的社交场合。三人都是单身，史沫特莱与丁玲都离过婚；吴光伟与曾留学日本的丈夫张砚田思想不和，两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美国作家简·麦金农与斯·麦金农在《史沫特莱传》中记述：
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3人小组：3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
史沫特莱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性叛逆，她到延安后，与学过表演的吴光伟共同刮起一股跳交谊舞的旋风。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述：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延安的交谊舞会不但吸引了众多男女，还吸引了毛泽东。毛最初不喜欢跳交谊舞。史沫特莱回忆：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在史沫特莱和吴光伟劝导下，毛最终成为舞会常客。他形容：“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但他没想到，这股交谊舞旋风最后竟演化成一场风波，让他惹火上身。
当时，延安的交谊舞会遭到一些老干部夫人们联手抵制。它的发起人史沫特莱与吴光伟也成为众矢之的。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毛泽东后来也回忆：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贺子珍不但反对毛泽东跳舞，还反对毛与史沫特莱尤其是吴光伟的密切交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史沫特莱传》中则这样记述了毛泽东与两位反叛女性的交往：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数年后，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好友曾志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事：
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打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曾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德国人李德回忆：
毛的夫人贺子珍曾是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及史沫特莱不得不先后离开延安。吴光伟被从延安“礼送”到西安；贺子珍则负气赴苏联养病；史沫特莱最后一个离开，她临行前向海伦·斯诺借钱，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恰在这时，年轻的左翼电影女演员蓝苹从上海来到延安。她改名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共产国际的李德回忆：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为了看她演出，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而江青则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贺子珍到苏联后，曾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年轻人共同在莫斯科学习。林利回忆：
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
据载，贺子珍后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单身。吴光伟离开后曾申请重回延安，未得到答复。她后来随丈夫去了重庆，新中国成立前又迁往台湾，从此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