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 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羁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曾与我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有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其后，《生活周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继续绯闻的同时，却把当时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给卷将进来，由此引发了当时沸沸扬扬，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扬扬的一段历史公案。
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被马君武扣上了红颜祸水的帽子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确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准确的消息来源的口吻，叙述张学良与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见。因此，当时，一些小报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并作为谴责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谴责张学良最厉害的，莫过于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后主高纬（565-576 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与之坐则同席，骑则并马，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入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以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这首本身就激荡着爱国主义义愤的诗，人们无暇来考察历史的真实如何，却很乐意把诗中所言的内容在张学良身上坐实。诗中的赵四，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张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假如要发表声明的话，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 年9 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蝶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马君武的两首诗诚然不免牵强附会，并沿袭了古代“红颜祸水”的偏见，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丧失祖国大片河山表达了强烈不满和痛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永垂史册。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资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
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张学良对此备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对此，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他幽禁期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特意对此提出辩证：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来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真实。所谓望风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得像真事一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真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虽然由于马的诗而酿成了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马君武当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这位爱国志士。她无法了解的是，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张学良与胡蝶后来是否见过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我和张学良将军不仅那时未曾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实了，但在当时，由于马君武的诗流布很广，张学良也罢，胡蝶也罢，还要忍受这种冤屈而无处辩解。倒是诗作者本人在后来了解到了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情况后，才放过了张学良，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他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
虽然这封电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并未就减轻张学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
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
将军走马看茶花。
如同马君武的诗没有事实的影子一样，这首打油诗也是完全离谱了。
诗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国外的张学良为抗日奔走的苦衷。
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