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年前的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合肥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清廷的朝服，是长袍加御赐黄马褂，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里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人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就要告退了。
高尔基笔下的李鸿章形象：随地吐痰大煞风景
不知有人做过考证没有?中国人第一个到国外去看足球比赛，而且，还是公费派出的看球名人，这光荣大概非李鸿章莫属了。
这位清朝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这种天气(英国伦敦的二月，虽然黄水仙开放了，但气候还是寒意甚重的)，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回头内热外感，伤风感冒可就不妥了，谬矣哉，谬矣哉!”
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客人。
这是发生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的事情。清政府的洋务派李鸿章，作为皇帝的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袍子马褂，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官僚做派，肯定就看不惯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到达朴茨茅斯，于礼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到底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一个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呸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出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细节，不过是余风所及。但这件事在我国并未太传开，知者甚少。而知者甚少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谈照相的文章里指出的，为什么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这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随时都吐，吐成习惯，李鸿章这一口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李鸿章到英伦以后，却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叉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繁琐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滑的盘子上，肢解这只滚来蹭去的淋过油的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牙筷夹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这一套，毫不客气地就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先生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还有一件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做客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官居相国的李鸿章，与明朝那位宰相张居正同好，每天给他上二十几道菜，他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皆喜美味佳肴，皆有一份好口福。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做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馋涎欲滴，就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无妨入座，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咂舌，赞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目。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颇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人微言轻，我是不大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势，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矮化现象，一下子先矮上半截。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来，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堂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