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也被日本人赞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然而，这两位首开先河从西方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近年来在各自国家却毁誉不一。相较于渡边华山在日本的声誉鹊起，林则徐定格在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地位则受到质疑。有人根据档案资料证明林则徐其实对西方并不真正了解，对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是错误狭隘的，甚至有人在网上谩骂林则徐是“民族的罪人”。是后生轻狂厚诬前人，还是我们真的过高地评价了近代史上的林则徐？
林则徐为何被骂“民族的罪人”
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也被日本人赞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他们处于同一个激烈变荡的转型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他们独具慧眼，挺身而出，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为民族振兴尽了最大努力，却又都蒙受极不公正的待遇：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革职贬官，壮怀难酬，以衰龄病骨的老迈之身，被蒙冤流放到风雪荒程的万里之外，“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渡边华山以“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被封建幕府逮捕入狱，后被遣送回籍继续软禁。渡边不甘受辱舍身成仁，切腹自杀，毅然横刀向颈率先做了日本的谭嗣同。然而，这两位首开先河从西方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近年来在各自国家却毁誉不一。相较于渡边华山在日本的声誉鹊起，林则徐定格在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地位则受到质疑。有人根据档案资料证明林则徐其实对西方并不真正了解，对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是错误狭隘的，甚至有人在网上谩骂林则徐是“民族的罪人”——是后生轻狂厚诬前人，还是我们真的过高地评价了近代史上的林则徐？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结合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历史机遇等诸多方面，将同一时代的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西学之路逐一探查比较，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深刻的启示。
生前屡遭打击，死后光芒万丈
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10月11日，田原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年迈的母亲前来探望软禁中的渡边华山，她看到沉默的华山忧容满面，憔悴不堪，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乘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华山独自进入里屋，拔出短腰刀切腹自杀，并回刀刺破咽喉，自尽而死——这是日本千百年来标准的武士切腹动作。渡边华山知道，按武士的规矩，既然选择了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将自己宿于肚腹中的灵魂向世人展示，以保持一个武士的尊严和名誉，就必须把它当作一件非常庄重规范的事情来做，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与疏忽。渡边华山的自杀报告送达监禁惩罚他的幕府后，幕府派来检尸官，将渡边华山的遗体从石灰缸里取出，确认是武士的漂亮自杀，在场的人都流下了崇敬的热泪。
华山自杀时给长子立下了遗书：
你的祖母活着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让他高兴，孝敬她。你的母亲是个不幸的人，也要孝敬她。即使自己饿死也要养活两位上人。不忠不孝之父渡边登。
日本近代史上最明亮的一盏思想之灯，就这样在悲风苦雨中黯然熄灭了。这一年，渡边华山年仅四十八岁。
与渡边华山凄凉悲壮的死相比，林则徐也许略为幸运，却也同样掺杂着英雄末路的辛酸苦涩。他早生于渡边华山八年，晚卒于渡边华山九年，享年六十六岁。清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迅猛崛起，清廷震骇，举国惶惶。咸丰皇帝这才想起居家养病的先朝重臣林则徐，频频下旨要林则徐回京商讨对策。“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而忧”，面对这份“圣眷隆恩”，饱经忧患且病痛缠身的林则徐早已心灰意冷，疲于应诏。他索性采取拖延观望的办法。可是这年的9月13日，道光又接连降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严令立即“驰赴广西会剿”。这时已逾六十六岁高龄的林则徐，接到这份最后通谍式的“上谕”，不得不于28日抱病“就道”，带病起程。军情紧急，前方催迫不已，他当时只好痛苦呻吟着平躺在轿里，由他儿子林汝舟陪同，每日火速疾行百里，历经闽粤山关来到潮州。林则徐本来身体就极度虚弱，加上日夜兼程，旅途劳累，不料引发心肺疾病，病情急剧恶化，于11月死在广东潮州普宁县。
“可怜万里平戎策，都付萧萧暮雨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当时分别代表自己国家最先进思想的人物，在世时都饱受打击，毁誉难分，可一旦撒手西去，人们好像顿时恍然大悟，发现了他们宝贵的价值，纷纷给予慷慨褒奖。林则徐之死震动朝野，举国叹惋。咸丰闻讯，不胜惊悼，特地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赠太子太傅衔，谥“文忠”。悲泪难忍之际，年轻皇帝还情不自禁挥起御笔，撰写了一副笔调深沉，感情恳挚的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而在日本，冬去春来，阴晴圆缺，渡边华山竟然由思想狂悖的幕府“罪人”，一跃成为精忠报国的近代“功臣”，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光芒万丈的“神”。随着皇国思想的泛滥，至二战时日本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修身课的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将渡边华山深邃闪光的思想都淹没在皇国思想之下。一生落拓潦倒的渡边先生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他有朝一日会享受如此隆重的“殊荣”吧？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命运缩影，何尝不是中日两国的国运定格？历史好比连续剧，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又来去匆匆。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定其是非功过、成败兴亡？当时间的洪流喧嚣渐息，岁月之河雪尽江清之后，我们才得以走近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真切的悲欢际遇，体味他们内心的纷争纠葛，拂去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尘埃，露其真容；也擦掉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唾沫，还其清白。
日本也有个“林则徐”
翻开近代日本史，正是渡边华山登高一呼，第一个拉响了振聋发聩的警报，让日本国民从酣然昏睡中警醒过来。
渡边华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似学者，是近代日本一位学贯东西、慧眼如炬的国宝级人物。他与林则徐一样出身清寒，同属吃苦耐劳且天姿聪颖的人，都是凭个人勤奋努力而留名青史。从文化背景而论，两人都曾研习过儒家文化，只是渡边华山除了儒家文化外，还钻研西洋画艺。正因家境的贫寒，才让渡边华山阴差阳错地通过西洋画艺博览中外，成为沟通东西、洞察今古的一代宗师。
渡边华山一生命运多舛，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为他后来变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渡边华山出生之时，正值幕府的宽政改革失败之际，幕府与各藩均处于财政困难时期。华山的父亲定通生下八个孩子，生活贫苦异常。他的弟弟们有的到寺院做活，有的出家为僧。华山八岁时就不得不替藩主的世子做杂勤。至华山二十四五岁时，家里穷到连父亲买药的钱都没有，冬天只盖一条破被，过着忍饥耐寒的生活。在此逆境下，为了生计渡边华山选择了绘画的道路。他对西方的认识，就是从绘画开始的。
而他真正认识西方是从 1832年开始。该年他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与海防挂，即管理藩的财政与海防的官员。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恰好在这一年，他和高野长英、幡崎鼎等洋学家相识。万花筒般复杂丰富的西方世界立即让渡边华山如痴似狂，他从此致力于洋学研究。他就西洋与 “外国事情”撰写了很多论述，如《外国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初稿西洋事情书》、《慎机论》等等。这些著述反映了渡边华山对西方深刻的洞见，以及对日本未来清醒的认知。渡边华山在孜孜勤学的基础上，又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兰学家请到自己周围，日夜切磋，互相砥励，从而形成了一个试图以兰学知识拯救日本内外危机的兰学集团(史称“蛮社”)。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在《外国事情书》中忧心忡忡地说，一个人是否安全，与这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相关。而目前我们这些统治者的见识作为，实为井蛙之见而固不足论。即使那些自诩为高明尚古的聪明人，也不过是鼠目寸光，如灯台下之暗影，正如盲者不惧蛇，聋者不避雷，身处险境而不自知。
——“闻风腥而知虎在，听雉鸣而悟地震将至。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乃今日之急务。”这恐怕也是他后来决定辞去田原藩职务、欲专心研究外国事情的主要原因。他一边阅读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西方书籍，一边与荷兰商馆长交流，详细了解有关西方的各种事情。随着西学知识的增多与对西方了解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西方观。渡边华山说：“西方诸国以学术实践，达于天地四方，以育人，以展国势。方今地球之中，无一地不有欧罗巴诸国，五大洲中，除亚细亚之外，四海大抵皆为洋人领地。”渡边华山的政治实践，使他认识到必须要通过学习西洋才能渡过日本的内外危机。他拥有获得西方知识资源的多种渠道，从而将兰学推向更高的层次，为处于十字路口的近代日本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最终使渡边华山拍案而起振臂一呼，却身陷绝境的，是一艘远道而来的小小商船。
1837年(天保八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要求通商。美国人原想以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家主动示好，以达成和日本互利通商的目标。不料日本人根本不领情，浦贺奉行太田运八郎按照《异国船驱逐令》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这一事件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忧国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对于幕府的这一强硬政策，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斥幕府措置失当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的应对原则。幕府统治者勃然大怒，认为它们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为了进一步显示顽固的锁国政策，幕府决心拿渡边华山等开明的洋学者开刀，杀一儆百，严厉镇压。
1839年5月14日，华山被捕。此后二十余人被逮捕。蛮社之狱，表面看似缘于幕府官僚争权夺利的政治冤狱，实际上却是保守派对近代科学及先进思想的竭力排斥。因此他们竭力罗织罪名，欲置渡边华山于死地而后快。幕府抄家时从华山家里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不少政治札记。尽管只是随写随弃、并不示人的片言只语，但仍被视为对幕府进行政治诽谤，要严加追究的罪证。
听说华山等被捕，亲朋好友立即通过多方渠道展开营救。时称儒学两大家之一的松崎慊堂，与华山有着二十余年的师兄弟关系。他听到消息后，寝食不安，不顾六十九岁的高龄四处奔走，但方法用尽，成效全无。于是他孤注一掷，不听医生劝告，强忍病痛彻夜疾书，一气呵成了丈余长的一篇文章，上书德川幕府首席老中(幕府的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成员)水野忠邦，历述华山为人之廉、事母之孝、奉君之忠。又说无论中国、日本都未有批评政治可治罪之法。何况据以定罪的，只是并不示人的个人笔记，“若个人笔记可以定罪，只怕日本无人不罪”。句句在理，字字真情。水野忠邦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不禁叹道：“老人如此心劳，可敬可佩。”
由于水野忠邦的干预，华山等罪减一等，保住了性命。华山虽然免了死罪，但仍被“引渡给田原藩，于在所蛰居”，即交给田原藩就地管制。当年12月18日，判决由主家三宅氏带回严加看管，终身不得外出，长英则终身监禁。
翌年正月30日，华山回到家乡天原，一家老小团聚，但其后来生活却极其艰难。华山耕作，老母妻子日夜纺织，江户的弟子们按月接济，才勉强得以糊口。好在华山不以贫困为苦，只是晴耕雨读，日子倒也过得充实。对管制中的华山来说，田原的生活虽然能使他享受天伦之乐，但对一位怀有巨大抱负的政治家来说，却是无聊、失意的，他成天作画，以解心中的烦闷。
1841年，江户的弟子为筹款替华山解衣食之难而举办了一次书画展，华山也送去了作品。不料此举招致了保守派的非议，于是社会上纷纷谣传，说华山这个人“真不简单”，在管制期间还想开画展赚取外快，而且传说幕府还要为此惩罚主公三宅氏。此事传到华山耳里，这对于一个洁身自好的学者的打击可以想象。他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深深感到自己活在世上不光给家人添麻烦，而且假如这样的谣传扩散的话，对藩主和朋友也不利，便决定以剖腹谢主公。华山于1841年自杀，另一名思想家长英虽曾一度脱狱毁容，但终在与幕府捕吏的搏斗中悲壮身亡。
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并没能泯没华山的信念，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依然那么炽切。自杀前几个月，渡边华山专门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图中所描绘的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显示出华山无时无刻不在忧心忡忡地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超前洞察力。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为列强惟一的“途上之遗肉”，而“饿虎渴狼”之列强又岂能弃之不顾？
渡边华山神奇地把握了历史的节奏。1853年，就在他自杀后仅过去一个甲子，美国将军佩里趾高气扬带领坚船利炮威逼日本人打开了国门，华山当年的警世之言完全应验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被迫“为之一变”。“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虽然渡边华山生前没能具体实践自己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是死后却给予后世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启示——
在思想启蒙上，渡边华山使日本人对西方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诚如郭沫若写给鲁迅先生的挽联形容道：“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西方的先进思想随着幕府体制的解体，逐渐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与心灵中，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渡边华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学习西洋军事，又遵华山嘱托，开始研究西洋炮术并卓有成就，成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军事学家。村上定平于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有识之士。由此使得弹丸小藩，成为日本新文明曙光之发源地。
在治国理念上，渡边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见识，日渐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不仅吸引了当时其他著名学者，还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渡边华山“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开明官吏得以实现。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并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江川英龙的诸多作为基本上贯穿了渡边华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构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龙也预示着接纳了渡边华山生前希望改变学风、提倡实学的合理诉求。
在理论高度上，渡边华山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更是独步巅峰，无人可及。不仅在日本开国以前，即使是开国后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思想家们，也没有人能超越华山思想的境界。直到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出现，才全方位地展开阐述了渡边华山的近代文明观。而福泽谕吉这位日本人推崇备至的“精神伟哥”，其后期的军国主义逻辑不断膨胀，全然失去了国际公正理念，其文明论完全背离了渡边华山提出的人类共生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中“无德则危”的警告，异化为反文明的侵略理论。近代以来的日本如能遵行渡边华山前瞻性的告诫，或可避免无数悲剧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在开国以前的封建时代就已经进入近代思想阶段，实为先知先觉，慧眼独具。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纵观渡边华山一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他的人生道路也可谓崎岖坎坷。而若以传统价值观衡量，林则徐占尽了人生幸运，从十九岁中举开始青云直上，他宦途顺利，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朝廷最高谥号。然而与渡边华山的死后哀荣相比，林则徐则无疑晚景凄凉，而检索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其成败得失更是别有高下。
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正弹冠相庆时，战争的恶魔早已虎视眈眈，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在虎门销烟发生刚刚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唇枪舌剑地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正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自信对“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
难怪林则徐能有这份信心。在当时的大清，他无疑算是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从这些翻译的资料中，他对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实力耳熟能详。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面对一个庞大的天朝，英国人怎么敢拿鸡蛋跟石头碰呢？林则徐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自从我到广东以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第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经达到四艘，全副装备，气势汹汹，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当作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他平静地安慰道光皇帝，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林则徐哪里意识到，今非昔比，这是一个西方人跑步飞奔的时代，他那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沉沉的大黑暗如潮涌来，神州危亡已在旦夕。
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 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而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对敌人的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手的西方列强，林则徐显然又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出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林则徐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人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意思是你们英国人如果不乖乖听话，遵纪守法，我们断了你的茶叶供应，让你小命也活不成！
凡此种种荒谬模棱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林则徐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啊——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尤其对他寄予重望。他自信心也十足，先前虽然没有办过夷务，但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而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他更是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甚至已经位居钦差大臣、已经五十五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可难道一代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竟然只是上述这般见识水准？蒋廷黻早年断言：“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论如巨石击水，掀起涟漪千圈。是非褒贬，一时众说纷纭。
入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如果我们对比同一时代东邻日本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之路，自然就可能探寻到林则徐成败得失的源头。
林则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