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代表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气质和立场。他们在不同路径上对中国形成重要影响。
鲁迅与胡适:中国知识分子的对立
1917年夏，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由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新青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外界的议论早已沸沸扬扬，但这个自绍兴来的中年人对此却并不关心。直到旧友钱玄同前来探望他，劝他写些文章。
同样是在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结束留学生涯，启程回国。在此之前，由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他已在国内“暴得大名”。那一年，胡适26岁，刚刚归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两个人的出现，开始慢慢变得有所不同。
两个浮出水面的人
钱玄同见到周树人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周树人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又问。
“没有什么意思。”周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
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对话之一，也是“鲁迅”之所以诞生的由来。正是有了钱周两人相互的辩驳，周树人应允写一些文章。第二年，周树人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从日本留学所见中国人之麻木，到辛亥革命波及绍兴后的种种亲身经历，再到进入官场后的所见所闻，鲁迅早已打消了对这个“新世界”的希望，从大欢喜到大幻灭，鲁迅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已经深深根植于骨髓。“这种悲观情绪让他对一切都有不信任感，不论是当下的政府，还是新文化的‘权威’，他远离这些，将自我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
相反，自美国回来的胡适却是踌躇满志，立志要做一番建设事业。有了北京大学这个大本营，有了《新青年》这个阵地，胡适得以着力推行他的新文学主张。
而鲁迅也正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汇入了这股洪流，成为白话文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曾评价说，“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
青年导师
胡适回国时，曾表示自己“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也由此老老实实在大学里做了几年学问。但很快，胡适就陷入种种争论之中。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一些争论胡适无不参与其中。在这些争论当中，胡适系统的将自己深受英美传统所熏陶的思想体系暴露于世人面前。
一系列争论让胡适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其所主张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用科学、民主、理性来取代旧有传统的思想逐步为众多青年所认知。胡适也由此赢得了“青年导师”的声誉。胡适要做的，就是要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经验传播到中国，传播到青年人当中，并将它变为中国的现实。
此时的鲁迅，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多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胡适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孙郁说。
不同的选择
北京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学生风潮此起彼伏，“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南下远走厦门，不久，转至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开始了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在那里，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高潮。也正是这些杂文，让后世的人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斗士，一个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旗手。
人文学者谢泳则不同意这种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认识。“严格说，鲁迅对中国左翼思想是有影响的，但作为一般的社会影响，在知识界，他没法和胡适相比。”谢泳说。那时候，鲁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当中的自由职业者，而胡适则是频频出入学界、政界的大学校长。
相比于鲁迅与权势的互不相容，胡适的所作所为则要入世得多。从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张“宪政国家”，无论是对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胡适似乎都没有放弃过改造的努力，尽管在现实当中，胡适的种种努力被左翼人士认为是与虎谋皮，甚至是在为虎作伥。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32年又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在这些杂志中大声呼吁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并主张宪政民主，反对一党独裁。
回头看来，胡适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鲁迅。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任意压制人权，胡适写道，“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文人’‘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但两人所走的路径不一样，鲁迅带有左翼倾向，并带有乌托邦色彩。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比较重视经验和事情的操作性。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谢泳评论说。
谁人能知身后事
1931年，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成员被捕杀，两年后，鲁迅写下了众所周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越来越压抑的现实，以及众多朋友的鲜血，也让鲁迅彻底走入与官方相对抗的途径。他成为“左联”的“盟主”，冀希望于“无产阶级文学”。
但没有多久，鲁迅就发现，在“左联”，自己的作用被过分放大。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让鲁迅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了，“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另外一些左联实际负责人的作风，也引发了他的深深的不满。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青年”所暴露出的当权之后就专横的行迹更令他警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说。
到了后来，鲁迅几乎与“左联”完全决裂。这个与当政者决裂，最后又与盟友决裂的人，始终还是对任何权力拥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个夏天之前的孤独当中。
毕竟是书生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势日渐颓废。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为国效力，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一大批中国社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胡适也不例外。在大敌当前之际，胡适终于选择了从议政转换到参政。1938年，胡适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此后，胡适在美奔波数年，游说于美国各个机构，动员美国支持中国抗日。1942年，胡适卸任，留美直至抗战胜利。
战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摆脱政坛约束的胡适再一次老调重谈。1947年，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中提到，“我深信这几百年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但此时国共两党激战正酣，谁又会再去理会胡适之言呢。胡适的心愿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无所成。
研究了多年的鲁迅，孙郁更愿意将鲁迅和胡适相提并论，在他看来，“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
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化’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孙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