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参加二战的美国陆军442联队和100步兵营授予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这两支美国二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部队的士兵全部由日裔组成。奥巴马总统在法令中写道：他们勇敢地在国内与种族主义、在国外与法西斯主义战斗。其卓越的忠诚与牺牲是应得到称颂的爱国情怀。
二战时美国排日情绪高涨
该新闻刊载在全美各大媒体，包括最大的日文报纸《罗府新报》。这份超过百年历史的报纸唯一一次停刊就是在1942年日裔美国人被拘禁期间。
著名作家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写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著地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70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战机呼啸着朝珍珠港俯冲而来，使这天成为美国的国耻日，也拉开了4年太平洋血战的序幕。正是从这一天起，几十万美国日裔居民陷入了无尽的命运漩涡。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时代，也开始了其海外移民潮。日本移民到达美国的时间比华人晚30年左右。19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日本人才200出头，10年后略少于200人。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19世纪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9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3倍，20世纪头10年内达到10万人的高峰。
20世纪初开始，美国开始排华浪潮，和中国人一样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也受到波及。此时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少。由于美国禁止亚裔女性入境，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男子人数是女子的7倍，1900年的男子人数是女子的24倍—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到美国允许日本女性入境后，引发了相片结婚潮，即在美的日本单身汉凭借一张照片就在老家决定了妻子并帮助其赴美结婚生活。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暴雨前的微风
珍珠港被日军轰炸之时，25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艾娃·户栗（日文名户栗郁子，后同）正在日本探亲，美日两国的战争断绝了她回到“家乡”的可能。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她将会在以后4年以“东京玫瑰”之名成为太平洋战场最知名的女性。而17岁的丹尼尔·井上（井上建）则是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普通毕业生，他从事的是医疗工作，其家族在1899年从日本福冈来到美国。
井上建和户栗郁子都属于“二世”。在日文里，“一世”指第一代移民，“二世”为第二代。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日裔的主流基本是“一世”和“二世”。讽刺的是，“一世”中不少还是日本籍，这主要是源于美国过去歧视性的法律，而“二世”和“三世”几乎都是美国公民。
在文化上“一世”和“二世”显示了许多微妙的不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3/4的“一世”是佛教徒，半数的“二世”却是基督教徒。“一世”社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加以辩护，而以“二世”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我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
21岁哈里·福原（福原克治）就是一位已经完全“美化”的“二世”。出生于华盛顿的他14岁时父亲去世，依然不太习惯美国的母亲带着全家回到故乡日本广岛。福原克治无法融入日本的文化氛围，于是1938年又独自返回美国。洛杉矶一对白人夫妇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照顾并养大了他。
在二战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广岛，类似于中国的广东台山，恰恰是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地区。在广岛，侨汇总额高达当地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广岛一个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数额，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多。
2001年的电影《珍珠港》中，有一个美军伤员拒绝日裔医生治疗的片段，而在1970年的《虎！虎！虎！》中，同样有美军工作人员在日军偷袭后怒视一个日裔青年的场景。事实上日本的偷袭、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势如破竹、来自潜艇和水上飞机的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引发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恐慌（甚至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工厂也进驻了高射炮）和仇日情绪。而日军在东南亚和中国对平民和战俘的残酷虐待和屠杀无疑也成为了重要诱因。
有人砍倒了一些现在成为华盛顿代表性风景的樱花树，联邦调查局（FBI）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万名日裔。这次搜捕得到了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成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搜捕的结果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通敌或者间谍行为，实际上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然而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一丝微风。
第9066号总统令
在日裔最多的加州，州长卡波特·奥尔森指令解除所有日裔的公职，吊销他们的律师和医生执照，甚至禁止他们出海捕鱼。加州总检察长厄尔·沃伦的奇怪论调是：“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诡计多端、阴险隐蔽。”他甚至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保险公司把日裔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拒绝给他们送奶，杂货店的商人拒绝出售商品给他们。沃伦甚至把所有日裔的银行存款都冻结了，结果银行干脆拒绝兑换他们的支票。一些日裔开始离开加州，结果发现广阔的美国似乎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内华达州律师协会发表声明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州伯克利是危险的话，那么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司·克拉克表示：“日本鬼生活像老鼠，繁殖像老鼠，所作所为也像老鼠。”堪萨斯州干脆命令警察禁止日裔进入，州长佩恩·拉特奈解释：“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在美国各地，理发店的窗子上挂牌子写道：“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贴出标语：“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拒绝给日裔加油，连水都不给他们。甚至公共厕所也禁止他们进入。有5个“二世”来到新泽西州，一个农民雇用他们，当地治安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烧了，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幼子。一个“二世”姑娘来到丹佛市，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阻挡她，并表示：“你去你们自己的佛寺不是更好些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珍珠港，那里生活了15万日裔，但是总体情况比美国本土好得多，这多少源于夏威夷才被美国吞并了几十年。另外，拘留政策某种意义上和当时在美国西海岸普遍的强烈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约翰·德维特中将本人的观点有很强的联系。
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就是日本鬼，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这可以说出了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的广大民意。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德维特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把“狠狠地收拾本土的日本鬼”当做增加他自身存在感的一件大事。
终于在1942年2月19日，在德维特的强烈建议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已经为全球战局焦头烂额而无暇顾及国内民权的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总统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被广泛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
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在报纸上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对日本鬼这么好呢？他们占了我们的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在前面，他们在公共汽车上占了座位。把他们撵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去受苦挨饿吧！一个都不留！”
甚至在新闻史上有着标志地位的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的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尽管几十年后，该联盟将日裔拘禁定义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侵害公民权事件”。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道格拉斯法官对是否违宪避而不谈。而雨果·布莱克法官则认为，加州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就是最高的权威。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表示反对，那就是司法部长佛朗西斯·比德尔，但是他在罗斯福面前被史汀生压倒。而支持比德尔的是著名的前总统埃德加·胡佛，参议院里只有一名议员反对，那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美国前总统，以推行“金元外交”闻名）。而科罗拉多州州长拉尔夫·卡尔是唯一维护日裔的地方州长。
二战期间的美国排日情绪远远超越了一战期间的排德情绪。当年排德风潮曾喧嚣一时，所有德国人都被称为匈奴人，还有“带破折号的美国人”（许多德文名的中间有连字符）这种侮辱性的说法。但是和这次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威廉·曼彻斯特在名著《光荣与梦想》中写道：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做残忍的医学实验。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前往集中营
第9066号总统令只有48小时执行时间，也就是说，日裔只有这点时间来料理家务，结束他们经营超过半个世纪的产业和生意。他们只准携带个人衣服，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甚至连剃刀和酒都被充公，没有上诉和抗议的权利。其财产总损失高达数亿美元，在当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3月30日星期一，德维特的命令就好像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贴在日裔的家门口，不久卡车开来，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日本鬼滚出来！”历史学家写道：这个命令叫起来就像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德国士兵叫喊“滚出来！犹太猪！”一样令人心惊胆战。
对待那些婴儿，一人一张标签，就像对行李一样处理。这其中包括只有14个月大的迈克·本田（日文名本田实）。他的家庭祖上来自熊本，在洛杉矶附近经营一家杂货铺，家族产业瞬间化为乌有。离开世代居住房屋的那晚上，他们和几千日裔家庭一起住在一座赛马场的马厩里。
历史书中对这个场景这样写道，那些年轻的日裔们，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土生土长，在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从衣着、讲话、举止乃至跳舞和体育运动都和白人无二，就这样被自己的“同胞”赶走。
日文版的行政命令，刊登在《罗府新报》上，随后这家报纸就被关闭，其编辑和记者们加入了被拘禁者的队伍中，同行的既有井上建这样的准医生，也有福原克治这样受白人监护的人。
在1942年3-11月间，有12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大拘留营。这一带都是“以前没人住过，以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好几所干脆直接设在沙漠中。在这个过程里，日裔首领以毋庸置疑的命令要求全体日裔妥协，他们以身作则，带头举家迁入。
拘留营被称为强制收容所（Concentration Camps），罗斯福总统一次都没有去过，但是有一次他将其称之为“集中营”。这样的集中营在全美有11所。
拘留营周围都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哨兵巡逻，瞭望台的枪口一律对着营内。人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只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和一张张铁板吊床。可以说，再也没有任何私人生活和空间可言。
他们必须自己劳动，开垦荒地，为了把环境弄得更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用废木料做家具。传统的日本文化特征如父权等在拘禁中解体。而在严酷的环境中，一些年老体弱者死去，包括户栗郁子的母亲。有人绝食或者试图逃跑并被射杀。但更多的人则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坚忍和对美国的忠诚。
坚忍与忠诚
日裔医生为当地美国人做检查和小手术，只收19美元，而一个白人实习医生做同样的事要500美元。他们种树，改良当地的环境，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陆军画宣传画。
美国哨兵荷枪实弹，迷惑不解地每天看着这些“日本鬼”早上集合升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号乐队（每个营都有一个）奏美国国歌。在多巴兹的拘留营，日裔开学习班，两门课程选的人最多，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历史。每逢周六晚上，他们就合唱《美丽的亚美利加》。
1943年1月28日，史汀生宣布接受日裔参军，立刻就有1200多人报了名。整个二战期间总共有约3.3万名日裔以各种方式参加了美军，其中包括井上建和福原克治。由纯日裔组成的442联队和100步兵营（由夏威夷的日裔组成）被派往最残酷的欧洲战场。在那里他们成为了二战和美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日裔士兵开小差或者叛逃。他们获得了9486枚紫心勋章、4000枚青铜星奖章、560枚银星奖章和56枚陆军殊勋奖章。有9000人阵亡。作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战斗英雄，井上建在欧战胜利的前夜，即1945年4月21日与德军交战中失去了右手。他在医院里和1996年总统候选人鲍伯·杜尔和参议员菲力普·哈特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这所医院被命名为哈特-杜尔-井上联邦医学中心。
在太平洋战场，许多日裔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福原克治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一边忍受着一些同事“不愿与日本鬼为伍”的歧视，一边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情报工作。甚至在战俘营中，他还遇到了自己在日本时的朋友，并成功消除其自杀的念头。日裔的表现让人联想起，率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的潘兴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德裔。
在另一方面，户栗郁子名声大噪。滞留日本的她一直试图返回美国，却偶然因为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被日军指派担任播音员专责对美军心战喊话，企图勾起美军的乡愁和引起他们对上司的怨恨。久而久之，她温柔、机智、诙谐、幽默的播音风格和甜美的英语竟然为美军士兵们所喜爱，得到了“东京玫瑰”的爱称，成为了太平洋战场的“拉莉·安德森”（德国歌唱家，著名二战战地歌曲《莉莉·玛莲》的演唱者）。
即使英勇作战，歧视依然难以消除。当第一批日裔士兵从欧洲回到美国，发现理发店和饭店依然拒绝为他们服务。一个失去了一条腿的士兵竟然当众挨打。陆军部看不下去了，派一些和日裔士兵作战过的白人军官去西海岸对商人和农民作巡回演讲。一个瘦长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被打死了？”中尉回答：“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日裔士兵除了两个，全部牺牲了。”这个农民回答：“真他妈的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然而美国的主流社会不可能对此视若无物。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底，最高法院终于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司法部长比德尔在战后发表自白书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尽力阻止此事。甚至加州总检察长沃伦也在自传里写道，我完全错了，我深深地忏悔。而卡尔州长虽然曾经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饱受攻击，但是后世得到了全美的高度赞誉，因其义举，科罗拉多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众假期。
1976年福特总统公开表示，强制拘禁是绝对错误的，美国也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1980年卡特总统专门设立委员会重新调查当年的拘禁行为。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国民自由法》，正式以国家名义向日裔道歉并给以每人2万美元的国家赔偿。1992年，布什总统再次追加了每人2万美元的赔偿，11年间美国总共向日裔赔偿16亿美元，以《国民自由法》为标志，二战日裔拘禁得以画上一个句号。
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如果不是原子弹，配属计划中登陆日本本土作战部队的福原克治险些与自己留在日本的末弟弗兰克（福原克利）面对面厮杀，留在日本的弗兰克被征入伍，配属在小仓前线。后来福原克治回来了原子弹摧毁的家乡广岛，福原家离原子弹爆炸点只有4公里，最终他的长兄维克多（福原克己）死于辐射病。这位美国二战著名的情报人员最后以上校军衔退役，其传奇的一生被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写成小说《两个祖国》。
失去了右手的井上建后来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日裔与亚裔，他现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而他在442联队的战友斯帕克·松永（松永正幸）同样成为了参议员，只占美国人口0.5%的日裔在参议院中占有了3%的席位。1973年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尼克松的律师约翰·威尔森因为忘记关麦克风而导致众人听到他称井上为“那个小日本”，结果二战的独臂英雄淡淡地表示：“我宁可相信这只是个不幸而已。”
在襁褓中被送入拘留营的本田实2000年成为了代表当年排日中心加州的众议员，他一直敦促日本政府反思历史问题和就二战侵略道歉，也是中国慰安妇索赔的支持者，代表着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户栗郁子在日本投降后被逮捕，最终她被处以10年徒刑和1万美元罚金，同时剥夺了她的美国国籍。入狱6年后，她的历史问题出现疑点，因此获释。1977年获美国总统福特特赦，并恢复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实际上作为反思的一部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恢复当年因受迫害而失去美国国籍的5589名日裔的美国公民身份。
出生于这个时段的美国日裔，似乎注定是不平凡的。1942年呱呱落地于夏威夷一个来自广岛的日裔家庭的埃里克·新关（新关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的陆军总参谋长和四星上将，现任奥巴马内阁的退役军人部长。1946年埃里森·鬼冢（鬼冢承次）出生，同年一个反日议案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清楚地表明了人心向背。从小听着442联队战斗故事长大的他，40年后作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牺牲者的一员，为人类历史所铭记。
从集中营走出的美国日裔们，更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了巨大的翻身成就，他们放弃了原来主要经营的园艺、渔业和零售，转向各种高技术专业人才，在高等教育、科研和社会经济中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如果以今日美国普通家庭收入为100算，日裔家庭为132，仅次于犹太人的172。索威尔写道，在二战中的遭遇，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