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沈伯俊的新著《你不知道的三国》，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现摘编其中几个章节，以飨读者。
《三国演义》中的几大历史漏洞
“过五关斩六将” 虚构显漏洞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所写的“过五关斩六将”，乃是书中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它说的是关羽挂印封金，辞别曹操之后，保着甘、麋二夫人，往河北(黄河以北)投奔刘备，先后经过五个关隘；因未向曹操讨取文凭，沿途受到阻挠，不得已斩了六员曹将。这所向披靡的战绩，成为关羽赫赫功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之事呢？没有，这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指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这就是说，在关羽离开曹操之前，刘备已奉袁绍之命到了许都南面的汝南郡，与刘辟等领兵攻打许都附近地区，扰乱曹操的后方。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自然只能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而绝不可能北上河北去寻找刘备。因此，他根本不会去“过五关”，也就不会“斩六将”了。
另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太祖与袁绍久相持于官渡，绍遣刘备徇强诸县。”可见刘备当时是在强(今河南临颍东)一带，距许都不过二百里左右，步行三四天即可到达。所以，关羽此行路途也不算遥远，说不上是“千里走单骑”。
罗贯中为了表现关羽不辞艰辛千里寻兄的忠贞之节和义勇之慨，虚构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让他先赴河北，再折回汝南，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问题在于，由于罗贯中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他的虚构有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地理方位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 或者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才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演义》第五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完全不合逻辑。此外，在具体事件的设计上，也有不合理之处。比如，韩福要阻挡关羽过洛阳，只需把城门一闭，就叫关羽无可奈何，他却偏要出城送死，便令人费解。
不过，尽管“过五关斩六将”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它却符合听三国故事而无暇辨别地理方位的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天长日久，“过五关斩六将”不仅已被人们接受，而且已经成为典故，化作成语。《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见一斑。
曹操和张飞 亲戚关系被抹去
看到这个题目，有的读者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两个死对头，怎么会沾上亲戚关系？然而，这并非海外奇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
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是通过夏侯渊一家搭起来的。
先说曹操。曹操之父曹嵩，是东汉末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但他的本家却是夏侯氏。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二书：“(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指曹操)于惇为从父兄弟。”这就是说，从血缘关系来看，曹操其实应该说是夏侯氏的后代；他手下的头号大将夏侯惇就是他的堂弟，另一员大将夏侯渊也是他的族弟。夏侯惇长期独当一面，“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夏侯渊多次领兵出征，也极受信任；除了他们自身的才干勋业之外，与曹操的亲族关系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如此，曹操还有意识地与夏侯惇、夏侯渊亲上加亲。夏侯惇之子夏侯楙(按：《三国演义》说夏侯楙原是夏侯渊之子，自幼过继给夏侯惇，误)，娶曹操之女清河公主为妻，封列侯，“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可谓官高爵显；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也“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恩宠特隆”(《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总之，在曹魏集团内，夏侯惇、夏侯渊家族真是尊荣无比。所以，陈寿在写史书《三国志》时，干脆把夏侯惇、夏侯渊与曹仁、曹洪等曹氏宗亲合为一传，标名《诸夏侯曹传》。
至于张飞，作为刘备的心腹大将，无论就其家世出身还是政治观点来看，本来是很难与夏侯氏家族产生什么瓜葛的。然而，在那天下大乱，人的命运变幻无常的年代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成了夏侯氏的女婿。据《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事情是这样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这就是说，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夏侯渊次子)的“从妹”，也就是夏侯渊的堂侄女。论起辈分来，张飞还得算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哩!
通过这样两方面的说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曹操是夏侯渊的族兄，而张飞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那么，张飞也可以说是曹操的堂侄女婿。不仅如此，就连蜀汉后主刘禅(张飞的女儿是他的皇后)，也得算曹操的隔房侄孙女婿!
自从建安五年元月曹操亲自率军击败刘备，重占徐州以后，曹、刘两大集团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态势。所以，曹操和张飞虽然成了亲戚，却没有机会互相走动，互叙亲戚之谊。不过，即使在双方兵戎相见之时，也还没有完全忘记这一层亲戚关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进兵争夺汉中地区，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以来一直镇守汉中的夏侯渊与之相拒，在定军山被刘备部下黄忠所杀。张飞之妻闻讯后，便“请而葬之”，算是对这位堂叔尽了一点孝道。再过二十年，魏、蜀两国的开创者们均已谢世，两国的对峙态势虽然如故，但这种对峙和彼此攻伐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双方———曹操、夏侯渊的子孙和刘备、张飞的子孙———在感情上的仇恨心理却有所淡化，这一层亲戚关系更成了急难时的一张王牌。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曹魏大权。当时任右将军、“征蜀护军”的夏侯霸害怕被株连，惶惶然投奔蜀汉，在阴平道上迷了路，粮食尽绝，杀马充饥，步行又打破了脚，真是狼狈不堪。蜀汉方面闻报，急忙派人迎接。夏侯霸到了成都，刘禅亲自接见，特地向他解释道：“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刘禅还指着自己的儿子说：“此夏侯氏之甥也。”从此，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一直让他做到车骑将军。就这样，夏侯霸成了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之一。
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材料。但是，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不仅张飞之妻根本不曾露面，就是写到夏侯霸投奔蜀汉时，也没有顺便略作交待。不知罗贯中是没有注意到这层亲戚关系，还是有意舍弃这一事实，抑或是担心写了这一点会模糊“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
貂蝉历史上并无此人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貂蝉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这个王允府中色艺双绝的歌妓，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厚待之恩，慨然接受王允布置的“连环计”，凭着美丽和机智，巧妙周旋于骄横残暴的董卓和见利忘义的吕布之间，使吕布对董卓由怨生恨，乃至不共戴天，终于站在王允一边，手刃董卓，从而为诛灭极端腐朽的董卓集团建立了奇功。
其实，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王允说服吕布共诛董卓确是事实，但他并未使用什么“连环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仅云：
(董)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作者按：王允系太原郡祁县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太原、五原均属并州，故王允视吕布为“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遂许之，手刃刺卓。
由此可见，吕布是因为董卓发脾气时将手戟掷向自己而“阴怨卓”，又因为与董卓侍婢私通而“心不自安”，这才被老乡王允说动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以貂蝉为主角的“美人计”。
貂蝉形象完全是宋元以来通俗文艺虚构的产物。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民间艺人们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改造生发，创造出貂蝉这个形象。元代无名氏的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简名《连环计》)以貂蝉自述的形式交待了她的身世：
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也写到了貂蝉的身世：
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
比较而言，《平话》对貂蝉身世的介绍比杂剧简单一些。在情节组织上，二者也有所不同：《平话》写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与董卓；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他夫妻相认，并答应吕布：“择吉日良辰，送貂蝉于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一剑将其刺死。杂剧则写王允先请吕布赴宴，命貂蝉递酒唱曲，使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选择吉日良辰，倒赔房奁，让二人团圆；随后，王允又宴请董卓，命貂蝉打扇，董卓为色所迷，王允答应将貂蝉献与董卓为妾；事后，吕布知董卓已纳貂蝉，大怒，潜入府中与貂蝉私语；董卓以为他调戏貂蝉，欲拿之；吕布逃到王允府中，共谋诓董卓入朝受禅，将其刺死。
这两者所写有一个共同点：貂蝉与吕布本来就是夫妻，因战乱而失散，于是貂蝉流落王允府中；为了夫妻团圆，吕布愤而杀死霸占貂蝉的董卓。但是，这相似的人物关系也给两者带来相似的弊病：第一，王允既已知道貂蝉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貂蝉献给董卓为妾，未免显得太下作，与他拯救汉室的崇高目的太不协调；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之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不再需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根据“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巧妙吸收了杂剧和《平话》的情节主干，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和貂蝉本不认识。这个看似微小的改造使人物关系变得合理了。于是，王允设“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特征，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正是在这摇曳多姿的情节中，貂蝉的美丽、聪明、机警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使她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妇孺皆知的人物。
由于貂蝉号称“四大美女”之一，又是《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女性，明清以来，总有人想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羽传》注称：‘羽欲娶(吕)布妻，启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则非全无所自也。”清代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亦云：“貂蝉……则确有其人矣。”这些著名学者或含糊推测，或断然肯定，主要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即上引《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那段“(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的记载，《后汉书·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有人便说这“侍婢”就是貂蝉。但是，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位侍婢仅仅是与吕布私通，而在诛董卓的行动中并未起任何作用，与充当“美人计”主角的貂蝉岂能画等号？
其二，有人说既然关羽欲娶吕布之妻，曹操又抢先将其占有，那么吕布之妻一定很美，这位美女就是貂蝉。其实，根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关羽想娶的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却被曹操抢先占有。这位杜氏绝非“吕布之妻”，当然更不是貂蝉。即使是胡应麟那样的著名学者，也有读书不细的时候，对史书的明确记载发生误解，以为关羽是“欲娶吕布之妻”，进而误为“欲娶貂蝉”，犯了一个错误。
其三，有人引用唐代诗人李贺《吕将军歌》中“傅粉女郎大旗下”一句，说其中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蝉。这更是无稽之谈。李贺诗中多有浪漫主义想象，岂可一一指实？这里的“傅粉女郎”跟貂蝉有什么联系？
以上种种，均非严格的学术考证，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貂蝉其人。相反，只能说是民间艺人们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生发虚构，创造出貂蝉这个美女形象，使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的主角。罗贯中再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才进一步突出了貂蝉的美丽、聪明和机警，使其形象更加优美动人。
既然貂蝉是虚构人物，通俗文艺叙述其籍贯、经历等自然有较大的随意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自述身世是“忻州木耳村人氏”。对此，学术界从来没有当过真，因为本来就是虚构。
今天，仍然不时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企图把貂蝉拉作自己的“老乡”。1991年，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貂蝉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貂家谷沟人”。我当即撰文予以反驳。后来，又有人根据民间故事，说貂蝉和吕布都是山西定襄人。最近，四川某县又称发现了貂蝉的墓碑，貂蝉又成了四川人。这些说法，比之上面的“忻州”说，其“资格”嫩得多，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的不同版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