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落后主要是制度落后和缺乏人才，而学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要振兴国家，摆脱危机，人才是亟需的。所以对兴办新式学堂，慈禧是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她认为“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在此思想指导下，她积极颁令落实。京师为四方注目之重心，故此必须先行一步，表率全国。慈禧指出：“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为此，她特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
实行了1200多年的科举制度是怎样被废除的？为什么废除它？
在整顿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各省地方学堂也次第兴办。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慈禧通谕全国：“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次年二月（1902年3月），清政府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划学堂，并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如果再观望、敷衍、塞责等，不能宽容。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由张百熙、荣庆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订立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和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体系，自此建立起来。
既有京师大学堂作表率，又有政府为督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不仅京师大学堂卓见成效，而且“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达近万所之多。在此基础上，清廷又设了主管全国教育事宜的最高行政机构——学部，“以资董率而专责成”。
在新式学堂不断创办的同时，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潮流至庚子以后已经势不可挡。在新政发展过程中，急需新式人才，这又是科举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连清廷也感到科举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出的上谕中，把它列为实行新政时“当因当革”的项目之一，要求大臣进行讨论。刘坤一、张之洞奏上实行的新政折，即以兴学堂、改科举、派留学为请，此后清廷下令废止八股考试程式，改书院为学堂，科举之废，成为大势所趋。
与八国联军签订城下之盟后，慈禧太后自西安回到北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明颁谕旨指出：“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此谕颁出不久，又发新诏：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剽窃。”
为了堵住科举选仕之路，慈禧又规定：自明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今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这样，仕官之途不再是科举，而是由学堂肄业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联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递减科举以图渐次废除。在形势的推动下，不久，学部大臣张百熙根据袁、张的奏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计划用10年时间彻底废除科举制度。蓝缕初开，清廷遂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新的教育制度——癸卯学制应运而生，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基础。
清廷最高统治者，在督抚大员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改弦更张，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5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起，在中国社会实行了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从此，中国得以在教育方面走出千百年的传统藩篱，面向世界，逐步与世界潮流合拍。真正为培养新型人才奠定了基础，使国家具有了向前发展的动力。
科举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