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身系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他继承皇位，无可争议。史学者何木风说：“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混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所残杀。
被李世民和历史扭曲的太子李建成
在旧的史书中，唐朝第一任太子李建成的形象是相当负面，极不光彩的。本人不仅阴险狡诈，而且好色贪功，整整一个不学无术，心胸狭窄的纨绔子弟形象。然而，真实的李建成又是怎样的呢?大量的史料证明：李建成虽说在宫廷政变中失败了，但他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与其弟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不仅是其父李渊的左膀右臂、而且是反隋兴唐战争的重要组织者，是唐朝建立的大功臣。
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是因为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一共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自己和李世民共同组建;另一则是河东，则由李建成单独领导的。河东作为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战略要地。李渊起兵之前，就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暗中在河东联络各路英豪。李建成没有辜负其父对他的期望，在当地倾其所有赈济百姓，广泛结交各路豪杰，招揽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便以礼相待，真诚相交，以至于河东才俊纷纷投靠。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非常高兴，并且让他担负起统领军队的重任。
李建成又是兴唐军事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李建成作为左军统帅，始终是领兵的主将。李渊反隋的战役首先是在西河打响的。而西河靠近太原，是唐军进入关中的第一关口。李渊很看重西河之战，认为它的胜利与否，将决定自己霸业的成败。为此，他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迅速夺取西河，在战斗之前，李建成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并且亲自查看西河地形，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的行为使唐军将士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军心大振，个个奋勇杀敌，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克了西河。李建成也因此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有史学家认为，自义旗初举，至攻克京师，李建成与李世民功绩大体相当。如西河之克，就赖二人之力。京师之克，李建成所部更有先登之功。比如在围攻长安时，第一个攻上城墙的雷永吉就是李建成的部属。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使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只割据力量，以至于连蜀地的势力都不得不依附于唐。
唐朝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刘黑闼。刘黑闼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将，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河北起兵反抗李渊。李渊先后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征讨，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他们战后在当地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使民心不稳，留下了很多后患。武德五年，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浩大，很快又夺取故地。李建成在魏征、王珪的建议下，请令征讨。他深切地体会到，历经隋末战乱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的生活，于是接受魏征的建议，改以往的高压政策为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结果刘黑闼的部队很快就被瓦解，刘黑闼本人也被唐军擒获。此后，李建成又在武德五年、六年和七年多次防御突厥。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初的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客观地讲，李建成没有李世民参加的战斗次数多。但这并不是他本人过错。因为他位为储君，要协助皇帝处理许多政务，不能经常率兵出征驰骋沙场，所以军功不及李世民显赫。但是，他为唐军建立了稳固可靠的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则是不争的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建成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实力在当时是远远大于李世民的，特别是他在长安地区获得的巨大成功，更是李世民所望尘莫及的。
实事上，李建成还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不仅待人较厚，而且礼贤下士，使很多有才干的人，如魏征、王珪等都曾甘心的为其效力。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所谓李建成“淫乱后宫”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秦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成王败寇，历史都是由成功者编写的。李建成是否曾“淫乱后宫”，宋代学者司马光就持有异议，认为“宫禁深地，莫能明也”。
其实，尹、张二妃之所以在高祖面前尽说李建成的好话，是因为她们两人的亲戚被安置在东宫任职，受到李建成很好的关照，况且她们又都与秦王有很深的矛盾。她们憎恨李世民，这是不争的实事。封建史臣在史书中如此大肆张扬李建成与高祖妃嫔的特殊关系，无非是表明李建成是个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依靠的孤独者，只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在后宫中寻求政治依靠。岂不知，用过于夸张和虚构的方式去诋毁一个人，其用心虽苦，然在细心的读者面前是很容易漏陷的。
既然正史多由胜利者编写，它自然会尽可能地为胜利者添光增色。“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由他的史臣房玄龄等人编撰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难免会出现“抑建成扬世民”的倾向。我们今天还原唐朝第一任太子李建成的真面目，并非有意贬低唐太宗李世民的千古光辉。
说起李建成，我们不难想到那个在玄武门一败涂地的太子。而且新旧唐书里更是将李渊起兵建唐的功劳几乎归功于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功劳只字未提。纵观记载唐史的主要文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却发现对其记载极少,甚或一笔带过，在零星记载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这样一个形象的李建成:“骄恣纵横,兼并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 “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日夜阴与元吉连接后宫，谮诉愈切” “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呢近小人，信谗佞，疏骨肉。”后世刘昫甚至评价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
这真的是大唐第一皇太子李建成的真实形象吗，这是历史真相吗？从有关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搜寻出其真实面目的。人为得掩盖肯定隐瞒不了真相，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善。
李渊正式起兵往关中进军，第一战是攻打西河，由李建成和李世民带兵。李建成给新聚集的义兵制定军法号令，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对百姓也是秋毫无犯，使得李渊起兵之初既得将士之心，也得百姓之心。李建成前后只用了九天时间就平定了整个西河。
另一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当玄武门兵变后，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甚至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而在《旧唐书·隐太子传》的描述中：(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同时也提到“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在这里，《旧唐书》中显然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异常阴狠歹毒的人。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居然分辨不出马是劣马？于是乎李世民就在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
贞观元年(627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此人就是传说中罗成的老爹，因后来投降唐朝而赐姓李。同时老天也发怒，贞观元年夏天，山东大旱。八月，河南下霜。九月又发生了日食。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玄武门兵变后不久，幽州都督王君廓不服李世民登基，奔于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见唐朝内乱，大举进犯。李世民遣尉迟敬德出战，虽然大败突厥，但损失也不小。此事刚平息不久，颉利卷土重来，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李世民又筋疲力尽地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他大骂颉利背弃盟约，是无耻小人，同时又紧急调动唐军主力向渭水进发。颉利见唐军越聚越多，无隙可乘，于是和李世民讲和，即为历史上的“便桥会盟”。
从各种各样的史料来看，突厥进犯大唐的原因就是见唐朝内大乱，此乱自然就是李世民亲手制造的“玄武门兵变”。表面来看，“便桥会盟”似乎是李世民用强大的武力让突厥滚回了老家，但这一事实却是建立在付出大量金钱的基础上的。突厥本是蛮族，他不可能有仁义道德之价值观。他的进犯无非是想趁火打劫，至于建成太子之死，他们并不关心。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会有突厥入侵中原之事吗？
事实上，在这些《实录》、《国史》相关修撰过程中，李世民多次加以干涉。第一次，“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第二次，又为禇遂良所止；第三次，修史的换了自己心腹房玄龄，再次提出观起居注，“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房玄龄当然明白自己主子的心意，于是“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但李世民还不满意，“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表面上说是“直书其事”，但无疑是给“六月四日事”下了定论，与：“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类同。
这样一来，就将其杀兄屠弟之丑事沉于史书，而代之为安国定邦之正义之举。然天道彰彰，后世学者多对此提出质疑。范祖禹曰：“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矣。”王夫之亦言：“周公诛管、蔡，不夺管蔡之封也；季友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与己争位，而未尝有刘劭之逆，贻唐室以危亡，而杀之以图存，安忍无亲，古人岂其口实哉！”范祖禹和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出，李世民干涉修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掩盖自己杀兄屠弟的罪行，一方面光大自己形象，一方面抹煞李建成、李元吉的事迹，同时也为二人蒙上千古奇冤。
做了这么多，唐太宗却认为还不够，这从后来他让许敬宗担任修史工作这一作法可以看出。而太宗朝的实录、国史不实，主要就是许敬宗从中加以纂改。从唐高宗、刘知几到刘煦、欧阳修、司马光，都持这种观点，且可以在许敬宗纂改实录、国史问题上列上一长串罪证。例如：“敬宗自掌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乃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昔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史载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以唐太宗的识人之明，又怎会让许敬宗这一小人来执掌国史。结论显而易见，许敬宗正因其人品低劣，故易控制，更可让其在修史过程中禀承自己心意，将自己的过失加以掩盖。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李治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建成太子上台的班子与李世民大概也差不太大，许多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可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
李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