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一个短暂而又精悍的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在治世的权力混争中能够引发时代潮流的巨人。也许隆庆是陌生的，正如雍正王朝在康雍乾盛世里的步履蹒跚，隆庆王朝也是在前有嘉靖后有万历的两座时代大山的夹缝中艰难前行，一声一语，一唱一合。
徐阶与张居正——老师与政敌
朱载垕，明穆宗，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6年－1572年在位。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少年因其母缘故而不得父皇宠爱，因其母亲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所以很少得到父爱。登基前的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即位后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内外得到大治，史称隆庆新政。但因为沉迷媚药，也服这些媚药助兴，导致荒于政事。朱载垕在位6年，因病去世，终年36岁。明穆宗宽仁大度，勤俭爱民，留心边陲之事，处理都恰到好处，可以称之为明主。
过渡的时代也许是总容易被人忘却的，它的努力与勤奋永远掩盖不住因它开花因它结果的身后人。但就是这个容易让人忘却的过渡时代，却往往是人物辈出，大小群星，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做好铺垫。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无法游离于所处的人际关系之外，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身上的时代气息就越重，他对时代所产生的作用也就随之而愈发深远。
隆庆王朝的精彩在于过渡，过渡的出彩在于改革。推行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触及到明代社会的各阶层、各方面人的利益，当然也存在着为推行改革而进行的利益再分配和人事变动。这些变动又会从头到脚，反映到新的制度的权力中枢当中去。
这个中枢就是明代的内阁。
隆庆的王朝在改革，相应的在内阁的人事权力分配也在变动，而变动的本质又是因为对待新旧事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尽相同而南辕北辙。也许同为同僚的兄弟会因为利益再分配而成为敌人，也有的同僚同为师生，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诀别。
隆庆内阁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而又以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最为微妙。一方面两人相处从未公开过任何裂痕，总是相互关怀相互推崇；另一方面，在治国的思想和路线上却又是公开的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别。
徐阶，嘉靖二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徐阶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得知嘉靖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徐阶则取代严嵩而为首辅。万历十一年，徐阶病卒，赠太师，
张居正从一个官阶仅仅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礼部、吏部侍郎，礼部尚书而入内阁，实际是得到了徐阶的大力引荐与提拔。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时期，这种带有知遇之恩的官场上的被提拔者是提拔者的学生，而张居正也一直对徐阶执弟子礼，自言：“不肖受知于老师，天下莫不闻。”
就徐阶而言，他性格聪颖，有权谋而不外泄。为人善于忍耐深沉和谋略施展，是个地地道道玩弄政治的柔术高手。嘉靖末年，他成功扳倒了权势滔天的严嵩，这也是他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可以说在政治上，徐阶是一个饶有才干和实干业绩的人物。
但是时代在发展，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也在发生着改变。进入隆庆朝后，朝野有识之士面对正德、嘉靖以来遗留下来的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已经不仅满足于适度的补漏除弊，而是要迫切的主张进行改革的大潮。
面对这样的时代呼声，代表保守势力的徐阶只能是作壁上观而被时代抛弃，抱着“恢复祖宗之法的教条主义以应对。
而与此同时，张居正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立足于变的方案，坚持变则通，通则兴的转变思想。面对新局面，或是厉行改革开辟新道路，或是修补救治抱残守缺，这对师生面临着决定的抉择，因此，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
隆庆二年，徐阶因受朝中言官和宦官的多人联合反对，屡受弹劾，徐阶无奈被排挤出内阁，辞官归田。而这其中的前后活动恰恰是徐阶的学生张居正的谋划活动。张居正为了让自己位高权重的老师下台，处心积虑的活动隆庆身边说话很有分量的太监李芳，最终在师生表面的一片祥和之中送走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
欲达其政必先谋其位。有了平台才有属于自己理想的那个故事，张居正一生所坚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曲线救国”的路线。张居正抛弃师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施展自己的政治思想的公义之上，也正因为此，四百多年来的后世之人对此能表示理解和谅解。
只是在政治面前，一切都会显得那么的苍白。
母子、父子、叔侄以及中华传统最为注重的师生恩情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张居正无奈的送走了自己的恩师，这其中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他能体味其中的五味杂陈吧。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正因为此，世间再无张居正。徐阁老在老家看到万历新政扬帆起航和帝国一片欣欣向荣，对自己这个“不孝”的学生，也会理解吧。
徐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