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即位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宋神宗即位时，大宋开国已历百年。但他继位的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就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神宗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副烂摊子。说起来很难令人相信，在大宋建国的第一个世纪，增长最快的居然是——军队。宋太祖时，全国军队只有20余万，结果到仁宗朝已经增加到120多万，神宗继位时，仍然有116万之多，足足增加了5倍有余，成为当时全世界当之无愧的（人数）第一大军，放到1000年后居然也能排到前四。
宋神宗赵顼接手的是怎样的烂摊子
以当时的人口来负担如此巨大的军队开支，其困难可想而知。宋仁宗皇佑年间任过三司使的蔡襄，曾对当时的军费开支作过统计：按禁军每人50千、厢军每人30千计算，军队开支总额达4800多万，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6，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怪刚刚继位的神宗无法理解这一“积贫”现象，直呼：“穷吾国者，兵也！” 另一方面，宋军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对外敌（辽和西夏）的防御，以及大量招募流民为军（以避免他们造反）。但日益庞大的人数换不来战斗力，以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宋军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冲突中，仍旧败多胜少，竟致泱泱大国赂奉夷狄以换取边疆无事，令人气短；是为“积弱”。
“尽复唐之故疆”
在不过20岁正是血气方刚年纪的宋神宗看来，这样“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不可容忍的。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早已在对夏战争失败中磨尽了棱角的富弼答曰：“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老夫子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实为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
如此回答大不合新天子的心意。另一位元老大臣韩琦日后就总结，神宗的志向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
太祖赵匡胤的统一雄心
实际上，宋朝的建立，彻底扭转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东亚大陆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就连当时的各割据政权也看到了赵匡胤的统一雄心，后蜀宰相李昊就对其主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但宋代从未完成将东亚大陆重新整合为一体的目标：虽然比较顺利地兼并了南方的荆南、后蜀、南汉、南唐与吴越，却在幽州（今北京）惨败于契丹人的铁骑，被迫放弃了“华夷一统”的梦想，承认契丹（辽）是对等的兄弟之国，并不甘心接受宋辽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格局。
但在汴梁朝廷看来，契丹只是一个例外，“蛮、夷、戎、狄，舍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有不臣者，中国耻焉”。对于地处“汉唐旧疆”之内的周边政权，更被视为宋廷“恢复”的对象。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名义上是“静海军”的“大越”李朝（今越南北部）；法理上是“定难节度使”，却公然反宋自立的“河西李氏”（即西夏）；孤悬河西走廊一隅的“归义军”（后被西夏吞并）、在唐代后期逐步被吐蕃占领的河湟地区（“武威之南……皆故汉郡县”）以及念兹在兹的契丹占领下的“燕云十六州”，虽然与契丹约和后，表面上“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至于原是汉代郡县却在唐代自立的南诏（大理），“艺祖（太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后世宋帝遂也不将其列入“汉唐旧疆”之内。
“富国”只是手段，“强兵”才是目的
可以说从变法伊始，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就有着分歧。
这位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愤然将雪数世之耻”。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宋神宗即位之初，新皇帝亲自为宋仁宗时期著名将领狄青题写了祭文，以表彰其“在仁宗时，奋于戎马间，捍西戎连取奇功”的卓越战绩。这在武人地位卑下的宋代实在异乎寻常，显示出神宗一改之前“真宗、仁宗意在无为，一用至柔，凡外敌慢侮、请求，无不可忍”，决心“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的态度。也正因宋神宗有开边之意，“己而擢用王介甫（安石），首以用兵等说称上旨，君臣相得甚欢”。对于宋神宗而言，由王安石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旨在“富国强兵”，而其中 “富国”与“强兵”相比较，“富国”只是手段，“强兵”才是目的。反观王安石，“自翰林以来，未尝一日言及于用兵”，似乎对外用兵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宋神宗赵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