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何要躲在地洞中
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会被人家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并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卖掉薄田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司马光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靡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
司马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