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惊天巨响，顿时将列车炸得七零八落……
这件震惊中外的列车爆炸案发生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地点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史称“皇姑屯事件”。被炸者是赫赫有名的奉系军阀首领、当时已是北洋政府国家元首的张作霖。
是谁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5月29日，沈阳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出示了他收藏的皇姑屯事件现场照片及日本人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以此证明皇姑屯事件由日本人自导自演。然而，更多的史料还“诉说”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真相”：
皇姑屯事件，差点将“二战”的爆发提前三年。
日军污蔑南方便衣队所为
是谁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当时国人大多疑是日本人所为，而日本人则声称是国民党军队干的。詹洪阁收藏有一本日本《写真通讯》，1928年7月1日出版，其中有一页张作霖的被炸照片，标题就叫“南方便衣队所为”。南方便衣队指的就是国民党军队。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于6月12日发表声明，诬称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记者在《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周大文写的《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述：
我在大元帅府密电处上班，随张作霖一块回奉，我只是受了轻伤。后来我了解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5月22日在该桥附近还发生日军用枪刺刀挑死两名“南方便衣队”事件。日军驻奉总领事馆打电话给奉天交涉署让派员调查，该署派第一科科长关赓泽前往。
他来到现场，看到有两具男尸，死尸旁边还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兹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据日方说：“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按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但据关赓泽说，在调查这个案子以后的二三天，又发生一件事，揭穿了日方布置的“南方便衣队”的阴谋：头几天奉天监狱突然跑来一名身穿灰色制服、黑布面鞋的人请求收容保护。他说：“我们数人在南满站作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还剃头洗澡，换上新衣服和新鞋，好吃好喝。住了几天，突然把我们叫出来，带到南满路铁桥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后来日本兵用枪刺刺向先头的几个人，我一看不好，拼命跑了出来。”
相似的故事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中也曾出现。
不得不说，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关赓泽也参与了调查。日本内田领事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张打印好的日文报告，说这次爆破为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让他签名盖章，联合汇报，被他拒绝。内田威胁说：“如果不签，日本军人将对你不利。”关说：“大帅都被炸死，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任凭它吧。”
詹洪阁收藏有一本《满州事变——未公开写真集》（满州应为满洲——编者注），由日本出版于1988年，里面有一个专集专门介绍“张作霖爆杀事件”（即皇姑屯事件），刊登有多张“未公开写真”。大部分都是爆炸现场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被烧的尸体，一人还戴着眼镜，看上去惨不忍睹。
在今天的皇姑屯铁路桥，当年爆炸的痕迹清晰可见：两座花岗岩的桥基有一座被炸毁，至今弥补的水泥痕迹与另一桥基形成对照。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当年日本人现场拍摄的爆炸录像成为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物证。
元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
张作霖为谁所杀？谜底在1945年11月就有人提及。
在詹洪阁收藏的书籍中，有一本《旋风二十年》，1945年11月出版，作者是每日新闻社社会部部长森正藏。在《张作霖暴死》一章中，有一节小标题就叫“元凶 关东军高级参谋”，写的就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皇姑屯事件的经过。
日本历史《昭和的军阀》一书写道：“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执行爆杀张作霖计划，为把爆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其后去南满铁路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导火线一直引到离桥南部约200米处的日方视棚内。1928年6月4日晨5时23分，张作霖所乘的专列通过陆桥下，独立守备队第4大队东富铁男大尉引爆，列车爆炸。”
如果这些还没有说服力的话，那么，1954年12月日本《文艺春秋》中河本大作的日文口述（1980年被张锦堂、武育文翻译成《我杀了张作霖》），就成了直接证据。日本关东军觉得从张作霖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好处了，便想刺杀张作霖。河本是积极的支持者。他们想借机制造“满洲”动乱，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占领“满洲”各地，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自治”政权。
河本大作认为，除了杀死张作霖，再也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了。
河本大作最终将谋杀张作霖的地点确定在皇姑屯火车站附近。《我杀了张作霖》一文中写道：“在轰隆的爆炸声中，黑烟飞升上空，高达二百公尺，我只能想象张作霖的骨头是否也飞上了天呢？可是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也很惊恐，有些提心吊胆似的。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第二个脱轨计划，派大刀队杀入，现在已无必要了。”
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军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日本的图谋并未因炸死张作霖而得逞，因而纷纷要求追査暗杀张作霖的责任。田中内阁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倒台，对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给予待命处分，参谋长斋藤中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而对事件的策划者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只给予了停职处分，贬到金泽作随员。河本大作此后任过“满洲铁道”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詹洪阁现收藏有一张他当时的名片。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的邀请，河本大作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收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任了公司最高顾问，一直到1949年被解放军抓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
险些将“二战”提前三年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曾代理过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在1950年写的《阴谋、暗杀、军刀》一书中回忆：
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趁爆炸列车和张死亡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
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地命令阻止”，而奉天省长臧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
《我杀了张作霖》一文中也有河本大作的回忆：“万一奉军起兵，张景惠（时任实业总长，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就做我方内应，发动成立奉天独立军。后来的满洲事变一气呵成，也有这样的安排。但奉系中有高明的臧式毅，阻止了发了疯的奉军的行动，使与日军的冲突以防患于未然而告终。”
后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人物之一、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也有相关言论，他在《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中说：
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
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
不过，日本军方的想法和日本政府的想法还是有所出入。
当时曾与张作霖同车的张作霖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在天津提前下车，对暗杀不知情）说，在得知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说：“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趟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也便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田中和山本条太郎曾经密谋，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对于激进的青年日本军人的极端手段，深谙利用张作霖控制东北的町野武马认为，这些军人的行为破坏了日本的利益，因为“已经信仰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建造（张作霖被迫同意的）满蒙五铁路了。唯有张作霖才能压住其部下……张作霖的死，的确很可惜”。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一次重要尝试。沈阳市档案馆研究人员周媛媛认为，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在几年后的大规模入侵吹响了前奏曲。从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疯狂；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毅然“东北易帜”便是一种有力回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姑屯事件是中国抗战十四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姑屯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