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北村位于蒲城县东。2006年11月14日，在村民的一路指引下，村子西南方一条土路旁的低矮院门出现在记者眼前。与两旁红砖堆砌的二层民居不同，院门嵌在门檐下斑驳的土墙里。从一指宽的门缝望进去，厅堂间的院子杂草丛生。唯独厅堂里竖立的一幅巨型彩色壁画让人思绪万千。
少年杨虎城提枪打死一方恶霸
这里就是杨虎城将军故居。厅堂中的巨型彩色壁画，是为纪念杨家而再现的庆贺杨母60岁生日的场景。
凝神静思，仿佛九十二年前，杨虎城迈出这座小院，正向你走来……
15岁 他推着父亲遗体跋涉百里回乡
在甘北村，一些年迈老人还记得一段趣闻：
杨虎城12岁时，一天，他母亲急病，父亲此时正在三十里地外赶庙会，手足无措的杨虎城一口气奔跑三十里，等他赶到庙会，却傻了眼，庙会上人山人海，去哪里找到父亲呢？
杨虎城一眼瞅见戏台上好戏正演，他一不做二不休趁人不备爬上戏台，然后对着台下不停挥手。“谁家孩子，在台上干什么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奇怪举动吸引，人群中的父亲当然也看见了他，赶紧上前将他带走，他就这样找到了父亲。
父亲杨怀福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1907年，杨怀福因仇杀和参加“哥老会”被县府抓捕，不久即被押解至省府西安。杨虎城闻知这一消息，知道父亲凶多吉少，便只身赶到西安探狱。杨虎城到西安举目无亲，只好住进二府街的蒲城会馆，他一边替会馆打杂，一边在外面打零工，自己忍饥挨饿，省下一份饭菜，坚持每天给父亲送去。
父亲在狱中嘱托杨虎城要孝顺母亲，抚养幼弟。这样生离死别的情景震撼着杨虎城的内心，使他终生不能释怀。1934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还专门带自己的长子杨拯民去当年的监狱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绞杀于西安。看着父亲尸骨未寒，杨虎城悲愤欲绝，他无法装殓父亲遗体，只好从蒲城会馆借出一辆独轮手推车，把父亲遗体安放车上，一路披星戴月，推着父亲在渭北平原黄土大道上艰难行走，跋涉百余公里，终于将父亲送回故乡蒲城甘北农村。
那年，杨虎城才15岁。
一个世纪过去了，将军已去，一些将军生前留下的痕迹也无从追忆了。现在的西安城内，二府街早已不复当年模样，记者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就连老住户也不能说出杨虎城打工的蒲城会馆的位置。关于会馆，只能从存留的老照片里感知了。
16岁 他被穷人推举为“中秋会”首领
87岁的雷老太太主动与记者打着招呼，她的家在杨家老屋的西隔壁。17岁的时候，她嫁到甘北村，那时，杨虎城已离开了这里。“我只见过他一面，是坐着小汽车回来的。”70年过去了，老太太记不清更多的细节，但她说，杨家门前的路没有变，杨家门前的树仍活着。
再说当年，杨虎城父亲遗体被送回家乡，然而，杨家贫寒至极，无钱买棺难住了这位少年好汉。当时正值农历五月，天气炎热难当，父亲遗体急待下葬。与此同时，麦收在即，乡邻忙于农活，本已无暇顾及杨父安葬。然而，一方面，杨虎城虽未成年，但在乡邻当中已颇有威望，另一方面，乡邻也念及杨家寡母弱儿，十分同情，便纷纷放下手中活计，赶到杨家帮钱帮忙。
薄木轻棺，葬礼简单，但全村乡亲悉数出动，气氛悲壮，场面尤为感人，这让杨虎城感受到了穷人互帮互助的温暖。少年的他开始朦胧意识到，只有穷人才能互相理解苦难，互相帮助和支援。他把这种想法讲给伙伴们，得到一致认同，大家都觉得，“穷帮穷”应该成为穷人之间的互助形式。就这样，由杨虎城等七户农民组成的一个具有互助性质的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因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
“孝义会”最初只是为了相互团结，共同解决大家生活困难。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民生凋敝，各种革命思潮在民间得到传播繁衍，杨虎城和“孝义会”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们商议，今后成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也一起出头帮他，不但不给，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
“孝义会”由此演变成团结抗捐的农民组织，在杨虎城领导下，凡遇恶霸欺凌，敢作敢为，几次抗捐成功后，名声大噪，更激起众多穷人的反抗精神，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孝义会”。据资料记载，至1909年8月，“孝义会”成员已达百余人。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早晨，‘孝义会’百余成员齐聚孙镇甘南村大爷庙。当天，在庙前一片高地上，年仅16岁的杨虎城因去过省城，有见识、沉着、果敢，又能体恤穷人疾苦，被一致推举为‘孝义会’首领。这位少年首领在此次大会上宣布改‘孝义会’为‘中秋会’，并为‘中秋会’定下宗旨：打富济贫，打强扶弱。”
今年4月，杨虎城之孙杨瀚专程回了次老家寻访“中秋会”成立的地点大爷庙，一个农妇带他爬上一片土坡，“传说中”的大爷庙现在是一块土堆，占据着方圆最高的位置。
21岁 他提枪上街打死一方恶霸
蒲城东乡的李桢是前清武秀才，仗着背后有陕西军警撑腰，他在蒲城县勾结县衙，包揽诉讼，手下还豢养着一批打手，帮助地主富户收租逼债。史料记载，他逼债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穷人见他，莫不屏息避躲，不敢高声。
就是这个李桢，也是杨虎城人生中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人。
关于这段历史，曾长年跟随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说，1914年夏收后一天，杨虎城来到附近村庄一位亲戚家探亲，恰好碰上李桢带着一帮打手来村里逼债。一位姓王的农民，因还不起债务，被李的打手们吊在树上活活打死。目睹惨状的村民惶恐不安，不知灾祸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找到杨虎城，哭诉着请求这位“中秋会”首领给他们做主。杨虎城听了情况，丢下一句话：“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然后就出门去找他的结拜大哥李子高借枪。
杨虎城借到了一杆通常称“马拐子”的骑兵步枪（没有长枪托，枪管较短）。新麦上市后的一天，他获得确切消息，李桢正在孙镇为一家粮店店主收债。他立即操起“马拐子”枪直奔孙镇街上。
这天，恰逢孙镇赶集，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杨虎城将枪藏在套裤里，不慌不忙走进粮店。他以给李桢送信为由，向店里伙计打听到，李桢正在柜房里。他径直进了柜房，看见炕上正躺着两个人，都在抽大烟。杨虎城怕杀错人，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沉着问话：“哪位是李桢先生？我给他送封信。”炕上李桢立即坐起，对杨虎城说：“我是李桢，把信拿来。”杨虎城看准了人，一把从套裤里掏出枪来，对准李桢扣动扳机。
李桢登时栽倒在炕上，旁边一人早被这场面吓得缩在炕角，浑身直打哆嗦。杨虎城从容从李桢身边抽出一把手枪，跨出粮店，来到街上，在人们一片惊愕声中扬长而去。
正气 他率领“关中刀客”行侠仗义
杨虎城打死恶霸李桢的消息迅速传遍渭北，穷人们拍手称快，官府则在惊恐不安中派出一批又一批爪牙穷追杨虎城。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千古功臣杨虎城》一书记述：“杀死李桢，震动了整个蒲城，县府下令缉拿杀人劫车的杨虎城，差役四出。杨虎城同一帮青年农民组成一支农民抗暴武装，闯荡于同州（今大荔）、朝邑、合阳之间，劫富济贫。杨成为当地‘刀客’的头领之一。”
由杨虎城率领的“关中刀客”曾在关中大地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迹，已难一一考证。记者近日调集与此相关的文史资料，看到后人对“关中刀客”有这样一些定义：“他们通常携带一种‘关山刀子’。这种刀子是临潼县关山镇（现属阎良区）制造的，社会上就将他们称为关中刀客”。
“关中刀客，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城市小生产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莫伸、走投无路、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渭北地区已形成为与清政府在陕官吏的一种对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
“他们既不是有着盖世武功的武士，也不是那些以打杀为业的武林好汉，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正义和情义、血性和阳刚、骨气和精气、诚信和大气。”
杨虎城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生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除掉李桢，二是“西安围城”，三是“西安事变”。他的这样一个归纳，恰好划分出了他从一个开始只知道为家族报仇的血性少年，到后来勇于为一方百姓担当的地方领袖，最终成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民族英雄的三个阶段。
一个人的开始是没有选择的，重要的是后来选择的道路。
一个15岁的少年，在父亲被清廷杀害的巨大打击之下，没有被击垮，唯一做出的反应就是向命运抗争。自救和救人似乎成了杨虎城一生的责任和义务。“中秋同志会”这种带有帮会色彩的组织，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地众多民间革命团体的早期形式之一。而“刀客”这个广泛流传在渭北民间的说法，更增加了杨虎城早年义胆侠气的传奇色彩。如同鹰可以飞得和麻雀一样低，麻雀却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唤醒了杨虎城追求真理的一生。随后的讨袁护法，北伐战争，西安围城，直到西安事变……
就是说，杨虎城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杨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