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麾下最多时指挥着约20万大军，而且都是大清帝国比较精锐的能征惯战之师。但这并非年羹尧骄横跋扈的主要根源，实际上他真正仰仗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前期雍正对他的高度信赖和倚重（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
众所周知，雍正即位之初不仅朝堂之上暗流涌动，整个西北地区都局势也十分紧张——特别是雍正元年青海爆发罗卜藏丹津叛乱，而后者与清朝世仇准噶尔汗国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尽快平叛，雍正或将再次面临康熙年间数万准噶尔火枪骑兵直捣京师重地的可怕一幕。
年羹尧拥有多少兵力，为何能长期“要挟”雍正皇帝？
但问题在于——康熙执政晚期的财政亏空已经十分严重，等到雍正朝用兵西北时，持续5载的战争更耗费白银超过5000万两，而且这还是经过一系列改革整顿，清廷财政收入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后产生的支出。
而年羹尧临危受命赶赴西北平叛之际，正值雍正上台初期国库最空虚的时候（还要考虑当时巨大的后勤压力——几十万大军人吃马嚼基本要靠内地千里转运，耗费极大），因此前者速战速决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事实证明年羹尧的确不辱使命，他仅用数月时间就将罗卜藏丹津叛军歼灭，一下子稳定住了本已摇摇欲坠的西北局面。
更重要的在于，年羹尧的军事胜利还大大巩固和提升了雍正帝的皇权与朝政影响力，为之后雍正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民意基础。这就难怪雍正对年羹尧简直可以用“感恩戴德”来形容——要求子孙后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还在奏折朱批写下一段今人看来也牙酸肉麻的话语:“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皇上主动提出要给自己“分权”，年羹尧当然也就顺水推舟变得愈发骄横了。
纵观雍正一朝，善于治国理政、锐意革新的文臣和封疆大吏很多，但能独当一面、克敌制胜的优秀将领却少得可怜，年羹尧作为优秀将领的“稀缺价值”在清廷危难之际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年羹尧的军事才能出众还有一个旁证——雍正4年前者被赐死后，又过了5年在和通泊之战中，轻敌冒进的2.4万清军被准噶尔汗国揍得几乎全军覆没，仅剩2000余人逃回，此役被西方史学家斯塔尔称作“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败绩”。
试想如果年羹尧还活着，他会犯下如此简单、草率的用兵失误吗？可惜历史无法重演。至于说年羹尧要挟雍正，也远没到蓄谋造反的地步——事实上，他虽然擅权跋扈，但对雍正一直还是很忠诚的。更何况，清朝中央高度集权、八旗与绿营分立的军政体制，以及西北驻军依赖内地后勤供给的致命弱点，都决定了年羹尧不敢也不可能背叛雍正。
年羹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