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年关将至。一辆带篷的骡车自北京朝阳门缓缓驶出。车上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操着北方口音,从容应对一路盘查,车内的人则一声不吭。
到了去天津的大道上,两人开始轻声地谈论着关于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骡车上的两个“商人”,一个叫李大钊,另一个叫陈独秀。陈为摆脱警察的拘捕,由李陪同到天津。马车颠簸一路,着实让两人不舒服,但这一颠,也颠出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建军90周年,但你或许不一定知道,今天,李大钊先生离开我们也有90周年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月,北大图书馆进了大批新书,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在北大红楼内,一个身影埋头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
同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发表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言治》杂志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在天津点燃的马克思主义火炬,被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组织和团结的一批先进青年争相传递,以不可阻挡之势,点亮全中国。
1919年1月的《新青年》上,一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如同那个暗淡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传递,誓将燃尽这片阴霾。
“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1920年10月,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李大钊送别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时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发展很快,至一大召开时已有16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为北方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成员们到各地活动,对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起到指导和协助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虽因故未能参会,但他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成为公认的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虽为文人,却有着丝毫不逊于武将的豪情壮志,坚定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提出了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1918年冬,古老的北京城大雪纷飞,北大图书馆内,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小伙子熟练地整理完一堆杂乱的书籍,经过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先生”,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厚圆镜片。小伙子有点不知所措,先生朝他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作为老师,他深刻意识到,青年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广泛结交青年朋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植,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狱中自述:“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狱中,李大钊承认自己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其他一概不知。他写下《狱中自述》,公开昭示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表示“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慷慨赴义。
“革命思想早,行动守纪律。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计公挥笔阵,前后十三年。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斗争结盟友,殉难慷慨同。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负隅只自误,改图天地宽。 如果真爱国,合作可能三。屈指捐躯日,迄今三十年。人民大统一,吿慰更向前。”这是 1957年的4月28日,陈毅为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挥毫写下的诗句。“以纪念李守常同志及同他一道就义的同志们,并寄言台湾方面国民党内有识之士。”1922年冬至1926年春,陈毅曾和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工作,当时共同殉难的还有共产党员杨景山、谭祖尧等,和国民党员路友于、邓文辉等。想起当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牺牲的老战友,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已是泪满衣襟。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神色从容地看着前来告别的家人,在绞刑台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曾是生活富裕的大学教授,每月数百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但他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他说“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90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90年后的现在,赤旗中华,百万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