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对理想和思想传统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原则性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主观臆断色彩，表述方法多为概括和提取出若干论断、结论，然后据此来填充所需要的事实。显然，这样的分析、理解方式已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人为地造成了逻辑和历史的割裂，致使丰富的思想传统失去了具体的、历史的内涵，流于空泛。有鉴于此，学术研究需要从方法论着手，去发掘真实的“思想存在”，动态还原历史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从中展现思想的矛盾与冲突，梳理思想传统，生成对传统的理性认知。其中具体的分析，就要涉及历史人物、著述，以及思想形成的背景。这里以李大钊思想为个案，对此做初步的研究尝试。
李大钊开启中共理论研究的先河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
在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问题与主义”讨论中的“主义”究竟是何物？其实，它所涉及的是当时人们格外关切的现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忽略了讨论中蕴含的深刻的认识论内涵。事实上，李大钊在讨论中将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来认知，正确地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从而开启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之先河。我认为，考察李大钊思想的内涵，需要建构理性的思维，使用“理在事中”“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获取真谛。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的观点，而是要联系他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的相关的文章，围绕着具体的问题，梳理思想脉络，展示思想变化。我们要抓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性的认识论命题进行具体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在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再论问题与主义》）。
对社会主义共性个性的认知
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究的过程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是多元的、理性的。他尊重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存在，又充分考虑文化环境、社会基础的差异；他认定社会主义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社会制度，重要的是尊重差异、包容差异。
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罗素来华所引起的“上海共产党”方面和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去了。今天看来，他的取舍是正确的、理性的，当时所谓的“论战”实质上是“语录战”“情感战”，于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无补，反而有害。“论战”的双方各守己见，在论争中游离了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但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1年1月，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同时，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他强调：“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前者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后者则“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据李大钊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是充满包容性的，他对被时人视为对立的种种社会主义观一视同仁，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并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在介绍美利坚社会主义运动时，李大钊这样写道，“社会主义一语，有很多的解释”，如果“不细论，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虽有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眼下，各种学说和方法，“在欧洲遂没有得着适当的机会以为充分的试验。而在美利坚纯然一个新天地，既有丰富而且低廉的土地足以供他们的试验，又没有象（像）在欧土的反对势力来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得以自由试验他们的理想”。可见，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现，是充满着期待的。
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李大钊对近代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他并没有因为当时对改良主义的批判，就完全忽视费边社会主义的作用。相反，他更发掘出罗斯金的人文社会主义，甚至由此比较引申，发现了唯物史观中包含的某些“偏弊”，并试图以救其偏。
1920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在分析“行会社会主义”时，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李大钊
